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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终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