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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画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画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香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
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我边走路边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青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