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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