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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烟柱袅袅飘散。
“我记得你提到过。”索拉雅说。她沉默了一会，“你会去多久？”
“我不知道，他想看到我。”
“那儿……”
“是的，那儿很安全。我会没事的，索拉雅。”她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十五年的琴瑟和鸣让我们变得心有灵犀。“我想出去走走。”
“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我驱车前往金门公园，独自沿着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那是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太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旧金山清新的和风吹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将橄榄球扔给他的儿子，告诉他不可横臂投球，要举过肩膀。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拖着蓝色的长尾巴。它们越过公园西端的树林，越过风车。
我想起挂电话之前拉辛汗所说的一句话。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我闭上眼，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那端，看见他歪着头，嘴唇微微分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测的黑色眼珠中，有些东西暗示着我们之间未经说出的秘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风筝、钱，还有那个指针闪光的手表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一个星期吧，也许两个……是的，你跟爸爸可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他从房间里出来，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她总是喜欢那么说，虽然大夫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有肺炎、败血症，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怜自艾，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是吧？”她骄傲地说。至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唱，直到他入眠，在喀布尔的时候，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频收音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他们会一起散步，周六出去下馆子，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西装，膝盖上横摆着拐杖，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有时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秀发里面。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缠绵拥吻，低声呻吟，直到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谈、第一次散步。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我的新书，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终于做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适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虽然她从没提起，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的两边，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两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很快，我们腾空而上，刺穿云层。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
第十五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旧的后座上。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更拥挤，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
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1）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2）。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
“不，更糟，糟得多。”他说，“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3）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