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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