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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东侧不远有口井，驿站上的蒙古人有时也到这里放牧。②g‘‘水井对于夏季牧场尤其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远离河川、湖沼的甸子，很难成为牧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水井③g。时至今天，水井对于牧民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过多的畜群来往于水井周围，牲畜的哨食与践踏使水井周围地面裸露，失去牧草保护的地面竟成为草原沙化的起点。
由于饮水是放牧中的重要环节，因此牧民确定一天之内的放牧距离基本以饮水地点为半径，饮水地点包括河流、水泡以及水井等。畜种不同，每日的行走能力与放牧半径也不一样‘一般羊日行5…6公里，牛7…8公里，马10…15公里，骆驼大部分在居住点周围。冬天牲畜吃积雪代替了水，放牧半径也相应缩小。盐是牲畜生长中必需的，游牧中牧人不给牲畜盐，为了补充盐的需求，每四到五个月左右到潮达湖放牧一次，让它们舔食表面的盐就基本满足了牲畜的要求④g。
营盘内的设备也是放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临时性营盘多出现在夏营地，这样的营盘不需要配置任何设施，仅因为乳牛需要取乳，将小牛与乳牛隔开就行了。固定性营盘主要用在冬营地，为了保证羊群躲避风雪，必须装有栅栏，羊群很大，故栅栏规模也很大①h。
为了保持营盘周围的牧草不被立时吃光，一般牧民都是各家独居，每家相距数十里，两家同居一处或相距十里内者较少，三家同住一地者更鲜为可见，具有明显的分散性②h。游牧社会中，不仅蒙古人的营盘具有这样分散性的特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也有同样的作法，一般一个部落有二三百人家，其帐幕都绵延不断地散布在一二十里地面之间，若聚居一处，牲口数量过多，附近草料不数日即可吃光，势必增加整个部落迁移的次数，非常不便③h。
2．放牧与畜群
游牧社会的畜群相当庞大，北宋时期宋人使辽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棚，而生息极繁‘④h。大约一千年后，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草原见到几乎与宋人使辽时同样的情景，马群、牛群有二三百头，羊群则在千余头左右⑤h，至20世纪初蒙古草原上仍可见到500…3 000匹马、100…300头牛以及300…3 000只羊。5…100头骆驼各自构成的畜群，在2…3名骑马牧夫管理下进行放牧⑥h。当然草原上的牧民并不都有这样数量的畜群，也有牲畜量不多的小牧主。
牧民拥有牲畜数量不同，放牧距离也不一样，一般拥有数量可观畜群的家庭必须采取四季转场的放牧形式，而仅有二三十头牛，或二三十只羊的小牧主，并不需要离开营地很远，只在几里之内放牧就行了，因为这样数量的牲畜还不足以造成营地周围牧草短缺。20世纪初在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淘科尔沁部落的调查中，就发现属于这一部落的20户居民中，16户牲畜数量少，整个冬、夏两季都在部落附近游牧，与他们相比其它几户除冬季外，都在夏季牧场放牧⑦h。在对扎鲁特旗牧民的调查中也发现这样的现象，牲畜较少的牧主多以部落为中心，在半径50里以内的地方放牧。为了保证牧草的恢复，牧民一年当中要改换十几回放牧场所⑧h。
拥有牲畜较多的牧主，一般都要雇佣牧丁牧放畜群，五月初旬，牧草已逐渐生育，牧丁既将其所住窝棚和粮食都搬至牧场，再将马群编成数组，普通以500头为一群，内有儿马15头或18头，骡马300头，骟马180头左右，牧丁骑着快马，拿着杆儿，防止各组马混乱，大概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它处，经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足够马群饱食。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9月下旬至10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带领马群回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在居住地很近的地方放牧。牛不能像马那样有群性，最容易离散，牧丁最多只能监视20或30头。牧羊普通以公绵羊3…4头，母绵羊四五十头，小羊8…9头或十二三头，结成一群，因羊性最驯，所以牧丁一人可牧羊至二三群或四五群以上⑨h。
二、游牧空间一一各有分地
逐水草而居虽然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区域具有绝对随意性，草原固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各地区的牧场却大体划分区域，成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场所，草原民族的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于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越过界线到其它部落牧场内放牧的现象虽然在草原上不是新鲜事，但以一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游牧空间，却是草原上通行的习惯。
《史记。匈奴列传》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所谓‘各有分地‘，指的就是匈奴各部分区放牧之事。《史记》的记载讲得很清楚，‘各有分地‘与匈奴各级首领的领地有关。依匈奴之制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尸，左右骨都侯‘。这些匈奴首领的驻牧地点为‘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上郡、羌、氐；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①i。显然匈奴单于以及左右贤王等首领所管辖的范围有一定界限，而左右贤王以下的诸王将，也在相对固定的地方放牧。除这些已在《史记》中注明驻牧地点的匈奴首领外，根据林干先生所作的考证，又可寻出16位匈奴王‘分地‘的线索，具体见表2。
表2 部分匈奴诸王驻牧地②I
名称 驻牧地
浑邪王、休屠王 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犁汙王、温偶騌王 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北。
姑夕王 今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一带。
左犁汙王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
日逐王 今新疆焉耆一带。
东蒲类王 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南犁汙王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及准噶尔盆地移动地带。
於軒王 今贝加尔湖一带。
右萸韃日逐王 今内蒙古河套以东至河北北部。
左伊秩訾王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
皋林温禺犊王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满达勒戈壁一带。
句林王 今甘肃居延海北约600余里处。
呼衍王 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
伊蠡王 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
匈奴各级首领的权限一般取决于其控制的骑兵数额，‘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控制在手中的骑兵数额多，自然地位高，‘分地‘范围也大，匈奴自左右贤王之下至当户二十四长，即根据控制骑兵数额的变化，而获得相应大小的驻牧地，逐水草放牧。
实行‘各有分地‘，分区放牧是诸草原民族的通行作法，《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①j‘在诸草原民族‘各有分地‘。分区放牧的游牧历程中，辽王朝的建立者一一契丹人的情况值得一述。
契丹民族的部族很多，依据《辽史》以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契丹民族的主要部落基本沿西拉木伦河干流一线，分布在上京道各州府境内。而被征服、被俘虏的北边其它民族经改编后形成的‘新八部‘部落，多在契丹八部外围游牧。从圣宗开始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辽赢得了南境太平与北宋大量赔款，在增加了经济实力的同时，将军事经营的重点转向稳定内部各民族及北疆的安定。圣宗时期的三十四部族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形成的，除以奚人为人口来源的部落外，他们主要分布在‘新八部‘外围，更接近边疆地带②j。无论契丹人、奚人还是其它民族均依各有分地的原则，实行分区放牧。
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也记述了蒙古人分地的情况，他说：蒙古人‘把粟特划分为许多牧区，粟特是一片辽阔的地区，自多淄河向东延伸，直至日出之处。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们的牛、羊。‘同时期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发现‘捏培尔河西岸，阔连察在此放牧；在河的东岸，平原之上，是马兀赤游牧的地方。第二条河是董河，这条河沿岸是一位名叫哈尔班的王公游牧的地方。第三条河是窝勒伽河，这是一条很大的河，这条河沿岸是拔都游牧之地。第四条河称为扎牙黑河，河的沿岸是两个千夫长游牧之地，一个千夫长在西岸，另一个在东岸。所有这些入冬季就向海边来。夏季则沿着这些河向北到山上去。③j‘
中国历史上清以前的历代王朝中，草原民族实行各有分地的范围界线多带有习惯性，而且分地也没有严格界线，因此跨出分地游牧的现象屡见不鲜。《辽史》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圣宗时期部分归附辽的党项部落叛辽离开辽境，辽将未叛离的党项曷党、乌迷两部迁至叛离者原来的营地，不久这两部党项竟也出现脱离辽境西迁的事情，当辽当局为此事责难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逐水草‘为由回答了辽人的责难④j。由此可见草原民族因逐水草而脱离原来的放牧地，进入其它区域是常有的事，这不仅是党项人策略上的托词，也是游牧过程的实际需要。
清代以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民族，牧场传统的‘各有分地‘出现了新的变化。自清太祖时期随着满洲人对蒙古人作战的节节胜利，蒙古各部或降、或朝，纷纷归附清朝，至太宗崇德初年，内蒙古几乎全部归附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