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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的形式是小说中的小说。茅盾将核心文本置于一个不同的语境中，从而暗示文本内外语境在意识形态和“真实”诉求上的差异。这种设计让人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叙事者也是扮演超然事外的传抄者的角色，转录狂人的日记，并且用理性的局外人声音把充满激进、疯狂念头的日记包抄起来。这个设计更可以追溯到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一个名叫“九死一生”的人的笔记被叙事者发现并加以出版。我们记得吴沃尧小说的楔子是把世纪转换间的中国描写成一个满布“魑魅魍魉”的人间地狱（73），这话与茅盾描写中日战争期间的中国的话——“狐鬼满路”（74）——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框架叙事法理论上产生隔离作用，是要让叙事者、读者与敏感的主题保持距离的。但是正像鲁迅和吴沃尧的作品，《腐蚀》使用框架叙事其实充满了欲盖弥彰的动机，以反面方式加强了茅盾原来的关心所在。
从背叛这个主题出发，《腐蚀》一书至少有三种读法可以参考。首先，《腐蚀》是一部自白小说，讲的是一名女特务的忏悔录。把赵惠明杂乱的回忆组合起来，我们才知道她之所以加入国民党的间谍网，根本不是出于自身的政治信念，而是一方面为了逃离不快乐的家庭，一方面为了报复对她始乱终弃的男友。这个动机听来耳熟，茅盾许多早期小说的女性角色，如《幻灭》中的静，都选择政治作为逃避或补偿个人生活失败的方式。赵惠明的政治动作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她既被男友背叛在先，竟继而选择了以特务——一个专门从事背叛、反背叛的行当——为业。尔虞我诈的背叛的意象随着小说的开展而扩大，直到整个重庆政府都成为一个专门说谎、作伪的巨大网络。不只是官僚间为了政治与商业利益彼此欺诈，连政府本身据说也与日人撑腰的南京伪政权有秘密往来；这样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正统性。
赵惠明初恋情人小昭成为地下共产党活动的领导人，现在被捕了，而她竟被派去逼他的口供，套出他的同志。这是赵惠明最艰难的挑战。摆荡在爱情与责任的两难间，赵惠明一败涂地。她背后总是有人跟监，所以无法救小昭（而且他根本怀疑她的动机），而同时她也泄漏了自己的情感对象，只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赵惠明为爱而不顾一切地救小昭，她不但背叛了她的党，也背叛了小昭欲为理想而牺牲的意志。小昭死后，赵惠明的新任务是在大学校园里，而她又一次卷入三角恋爱，就在她又准备为爱而背叛任务时，她自己这回却被别人出卖了。
把赵惠明放在无尽的欺骗、背叛与阴谋中，茅盾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这就是国民党政权的真面目。但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就必须先把赵惠明的自白当真，而这自白一开始就是对她的职业纪律的违抗。赵惠明的日记充分说明“betray”这个英文字的双重意义，因为它泄漏了本应隐瞒的，又背叛了本应效忠的。这个“betrayal”的双重意象又牵涉到语言及写作，从而把我们引入这部小说的第二层解读上。
日记的开头写着：“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对他说一场。”（75）使她越来越想诉说的原因是她有“记忆”，让她“不能把过去的事，完全忘记。这些回忆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经衰弱”（76）。所以，她只能用日记的形式来跟自己说话。她变成了自己的心腹。
但是赵惠明写日记的举动本身就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在日记中，她创造了一个写出来的自我，对她表达自己所有的情感与思想，不论好坏，快乐或不快乐。她否定自己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把不能告诉他人的事和盘托出，并且承认她说过的谎。她和这个笔下写出来的自我分享一个秘密世界，可以称之为一个“另我”（alter ego）、良知或不快乐的意识。但是赵惠明的自我铭写却引出一个她决不愿见的诡谲转折。赵惠明之所以写日记，是为了召唤出真实的自我，可以认同的自我，但是这个自我一旦在文本中出现，似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还用谐拟（mimicry）的方式跟赵惠明作对起来。它衍生为赵惠明在不同时候投射出的一系列不同的自我意象。日记中的自我有时是个纯洁的女孩，有时是个性感女子，有时是奸诈的间谍，有时又是个未婚妈妈、浪漫爱人、正在读书的学生、热情的人道主义者、满心不情愿的背叛者……为了找到赵惠明口中的“真”我，这些角色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所以，在号称能够保存她最后的真我的日记中，赵惠明其实复制了现实中她自己和她向往变成的样子：她不多不少就是她所写的那个样子。她的自剖其实是个化装假面，她创造——而非终结了——她做间谍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换言之，日记的自白结果既是不在场证明，也是最后的判决，依赵惠明意识的转换而定。日记继续发展，赵惠明自白的意图中现出越来越多自我矛盾与自我背叛的迹象，这倒并不是因为日记说了实话而使她自蹈险地，而是因为日记威胁着泄漏她的真貌，否定她所相信的事。她本来想以写作来逃避诡诈的政治斗争，但写出来的日记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倒影。
如果我们重新考虑作者茅盾的立场，那么《腐蚀》就还有第三种阅读法。根据小说的序，茅盾只是这本日记的传抄者，把原来已经存在的再抄一遍或重写一遍而已。当然，这是个老伎俩。就作者的问题来说，茅盾才是原来日记的作者，只是他字面上不承认罢了。茅盾的“重写”绝非透明的工作；重写永远牵涉到一个自我消泯、同时自我揭露的人为过程。在这个层面上，茅盾和日记里的赵惠明不无雷同，都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穿梭。然而日记的框架却不只是个修辞游戏而已。如前所述，这个框架有意识形态限定性的作用，框定了茅盾追求真实的意志。以忠实（再）呈现为名，茅盾的（再）写作把原作偷偷复写起来，并将之铭写并置于共产主义（再）阅读的规范之中。
然而在特定政治脉络下写作，使茅盾的动机更加复杂。茅盾在第一次共产革命后与党“失去联系”，这是茅盾日后如何解释也“说不清”的公案。诚如胡耀邦在一九八一年茅盾追悼会上所透露，一九四〇年代之前，茅盾曾两次申请恢复党籍，但都未被批准。他在一九三一年第一次提出申请，但当时掌权的极左派领导人不为所动。一九四〇年他又试一次，这次被拒的理由就婉转多了：“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对人民更为有利。”（77）茅盾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一面倡导共产党路线，一面保持中立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不管这双重角色扮演得如何，茅盾都将自己与虚构的赵惠明联系了起来。这两个人都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隐藏某种事实上的身份。在《腐蚀》中，茅盾以日记转抄者的身份出现，除了创造出一种反讽的阅读效果外，也似乎和他这个新行当中表与里、真与伪的语码大玩游戏。
《腐蚀》的背后还隐约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因素。小说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离皖南事件不过几个月，当时蒋介石突袭联合阵线中的共产党主力新四军，并且几乎完全消灭了共产党介入抗战的军事力量。传统上认为这次事件是第二次国民党反共产党的战役，而茅盾选这个时间来写《腐蚀》也许自有深意（78）。我们还记得《蚀》的创作时间正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运动之后。两部小说的写作动机都是探讨威胁革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然而角度却有了大转弯。《蚀》揭发年轻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幻灭，而《腐蚀》描写追随国民党的青年人的颓废。我们也还记得《蚀》因为触及第一次共产革命失败的真相而受到严厉批判；《腐蚀》则不再揭露共产党内部可能有的问题，转而强调国民党的分裂与腐化。茅盾在此又提出一种（重）写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方式。这个新方式或者反映了茅盾对客观环境已经改变观点，或者也可能是对自己十三年前偏离革命文学理念，做出了迟到的回应。
不过，茅盾的重写让《蚀》里面引起争议的论述又阴魂不散地出现了。我们在赵惠明日记的核心发现了《蚀》里面静、方罗兰或章秋柳曾经碰到的问题：私人与公众的理念彼此渗透，使得革命的理论基础也为之动摇。这当然体现茅盾对政治的另一面的探究，也就是由政治如何经由个人欲望与含糊的意识形态辩证自我分化。茅盾利用日记的形式，把赵惠明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真实”的渴望发挥到极致。这些不满和渴望也都曾是《蚀》里面年轻的共产革命分子有过的感觉。政治理论一变换，《蚀》里面被当作不写实、不可信的，现在反讽地在《腐蚀》里面都变成理所当然的了。假使赵惠明让我们同情多于责难，那是因为她，而不是她的共产党男友小昭，把革命诡谲的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茅盾以异形同质的方式，让《蚀》里面被遮蔽的东西在《腐蚀》里重见天日。《腐蚀》是一部讲异化、讲伪真的小说；它揭露一个价值、意识紊乱的政治主体如何将自身的迷昧装扮成敌方的形象出现。然而《腐蚀》又是部写实小说，把这样自我背叛的冲动暴露出来，让敌我难分的真相呼之欲出。
混淆的畛域
对茅盾及当时多数作家来说，在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写作，为的是寻找一种可靠的形式，不仅用以自处，还能取信于读者大众。理想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场域，让社会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得到精确的反映。不论主题是什么，理想的写作可以展现社会全貌，让真相自己说话。茅盾把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