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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gration in Naturalist，Existential，and Socialist Fiction（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不过登博（L。S。Dembo）乃是以此词形容沙特（Jean…Paul Sartre）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间的文学生涯。
（56）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第三章 革命的情境与情节
——茅盾的小说政治学
《我走过的道路》书影一
《我走过的道路》书影二
茅盾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之后，他以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诠释。茅盾首先是一个党员和理论家，然后才是文人。基于他对意识形态与文学的献身、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大胆处理以及参与共产党党内外斗争的不凡经历，茅盾实在称得上是一九三〇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小说家。然而，茅盾之所以在今日仍然吸引我们，倒不是因为他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阐明了何种政治现实或意识形态真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话语中混杂的不同声音，这些噪声跟他殚精竭虑阐发的长篇大论的意识形态一样值得瞩目。
茅盾的小说为写实主义美学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理宣言与党派路线，还有背叛与皈依等主题提供了一个竞技场域——每个话题各显神通，彼此争斗，最后竟使他原先期望厘清的议题混淆不清，令人目眩。例如，茅盾关于自然主义小说的理论和实践，就在左翼批评家圈内造成激烈争论，彻底反讽地揭露了致力于讲述“真理”、“真相”的话语其实暗存着层层监控与自我审查。他自言在左拉与托尔斯泰之间——或“为人生而艺术”与“为革命而艺术”之间，犹豫不决——这正显示五四一代作家典型的两难处境。不过他的摆荡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骨子里自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茅盾在一九二〇年代后期神秘地失去党籍，却仍然与中国共产党维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加说明作家暧昧的动机与其写作背后复杂的政治运作。正如他的笔名所暗示的，“矛盾”才是茅盾写作的中心；他的作品一方面建构意义，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否定意义。
因此我所谓的“政治小说”，指的不仅是以描写政治理念与环境的小说，也包括小说的写作与阅读，文本间（inter…textual）与文本内（intra…textual）的叙事辩证现象。换言之，我要处理的，不只是有关政治的小说，还涵盖小说的政治（2）。
在通过小说来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作家需要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文本格斗之诡谲多变并不亚于文本要描述的政治内容（3）。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文学形式可能正是意识形态永恒争斗的战场；文本与语言既可忠心耿耿地为作者代言其立场，但一转身也同样可以成为背叛（自我）的媒介。政治与美学之间的二分，即使存在，也绝不像以前欧文·豪（Irving Howe）等批评家宣称的那般一清二楚（4）。这一章的篇幅有限，我在此只准备处理茅盾政治论述中的四个层面。第一个部分，揭示茅盾如何由误读西方前辈的作品而发展出自己的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第二部分则描绘茅盾在其女性/女性主义主题与人物中所表现的性别政治与欲望；第三部分将定义茅盾两部政党意味最明显的小说中，有关背叛与自我否定的辩证；最后一部分则从反讽观点——茅盾的矛盾立场——来重新评估茅盾的政治论述。
左拉还是托尔斯泰？
虽然文学改革不见得与政治变动同步进行，但五四小说倒的确是由政治所驱动，因此对五四小说，也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辩证来阅读理解。“政治小说”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借自日译的新名词。在梁的传世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氏赋予小说绝高地位，认为足以变化人心，强大国家（5）。夏志清与米列娜（Milená Dolezelová…Velingerová）都曾经指出晚清文人所称道的政治小说的两大功能——载道说教，移情化性——并非来自西方的小说传统，而与传统佛教和儒家文学观遥相呼应（6）。小说的政治功能论又为五四一辈如鲁迅者进一步巩固。鲁迅笔下理想化的摩罗诗人就是明证（7），而他本人自述在一九〇六年弃医从文的经过亦是如此（8）。
茅盾及其多数同道都相信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为一个严肃的目的服务，而知识分子应有启发众人的义务，使其认清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在一九二三年的一篇文章中，茅盾声称：“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9）
茅盾的言论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将小说负有政治功能的说法导向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主义，因此给原本模糊的论述赋予了形式活力；第二，他试图建构一个可行的框架，用以同时支持他的西方文学知识和政治观点、美学认知和小说创作实践。这些造就了茅盾个人标签鲜明的自然主义。批评家常常认为茅盾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流行的写实主义别一种称呼罢了，因为他并没有呼应西方自然主义大师如左拉或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人的论调。不过这一点却正是笔者思考的起点。即使茅盾提倡自然主义之举只是称呼上有别于写实主义，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极具争议的观点。他对西方自然主义的误读或许真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和当时条件限制，但问题是：就算他对自然主义有通盘了解，他是否还是会选择“误读”，从而将之融入他的社会/历史情境里去？
粗略地讲，茅盾的自然主义至少包括四种来源：左拉对人类情境的决定论观点，托尔斯泰对宗教启示与转化能力的渴望，中国共产主义意志至上的理想，政治小说激进面貌下的儒家载道思想。这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有特定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倾向，彼此并不能相容。然而茅盾却将它们凑合起来，可见他的自然主义本出自一个“不自然”的组合；看来自主自发的论述，其实暗藏不少紧张与裂隙。不过最吊诡的是，茅盾的误读却也暴露了这四种思想来源间，有着相通之处。所以在解析茅盾的自然主义理论时，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想想左拉与托尔斯泰是否真的南辕北辙；而中国共产主义对艺术功能的解释是否又真的比儒家文以载道的古训更进步。
因应左翼同僚强烈攻击《蚀》对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晦暗描写，茅盾写出《从牯岭到东京》，提出以下的响应：
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其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应。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10）
这一段自我批评倒是一语道破茅盾对托尔斯泰与左拉左右逢源的师承。不过，如果我们精读他的批评与小说创作，就会发现其中影响与接受的情况要比他自己承认的复杂得多。首先，茅盾对左拉与托尔斯泰的认知不无问题。左拉被茅盾冠以“冷观”之名，其实只抓住了左拉科学式文学实验者的姿态，而忽略了他有情的一面，例如他为德雷福（Captain Dreyfus）的案子辩护，以及他一八九八年的文章《J’accuse》（《我控诉》）。又如《萌芽》（Germinal）这样的小说，左拉在其中表现了强烈的人道关怀及对神话主题的迷恋。另一方面，托尔斯泰的形象在茅盾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与其说是小说家，还不如说是超乎常人的道德典范；他被看成“本世纪前进思想的源头，以及现代世界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原动力”（11）。反讽的是，这些观念不只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茅盾自己意识形态的走向，也让我们重新考虑左拉与托尔斯泰写实/自然主义观点的对话关系。事实上，茅盾之所以提倡左拉的科学方法，正是出于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对社会道德沦丧的关怀。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刊载于《学生杂志》（6卷4、5、6号［1919年4月5日、5月5日、6月5日］）
茅盾文学史观的框架来自左拉与托尔斯泰的并列。茅盾的自然主义与文学演化的词汇来自一些外国书籍，如费府（William Lyon Phelp）的《论现代小说家》（Essays on Modern Novelists，1910），钱德勒（Frank Wadleigh Chandler）的《现代戏剧面面观》（Aspects of Modern Drama，1918），以及岛村抱月（Shimamura Hōgetsu）的《文学中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in Literature，1921）（12）。对茅盾来说，“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13）。虽然茅盾个人偏好象征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他却宣称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倡导写实/自然主义运动，因为这才真正切合中国当时的需要。在此我们注意到茅盾文学演化论中强烈的道德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其实并不来自他参考的那些外国书籍的影响，而是响应着茅盾与五四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共同信仰的中国式达尔文进化论。正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言，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是一个关于生物演化的假说，更是“唯一适合用以象征并支持西方文化所有价值的宇宙观神话”（14）。因此，当茅盾及当时其他批评家把这种观点下的达尔文主义应用到文学史的诠释时，就发现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