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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原版
梁启超后来论证的一系列关于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引进西方新闻学的学术观点，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他把新闻学的理念视为“术”和“器”，将报刊视为“政本之本，教师之师”，赋予报刊以无法承受的重任：“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喉舌”是一种比喻。梁启超把报刊比喻为喉舌，是从两方面说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这句话里，梁启超描述了报刊出现前的一种情形：皇帝和百姓都有自己的喉舌，但是不能相互沟通。他认为，现代报刊既可以做皇帝的喉舌，又可以做百姓的喉舌，让双方相互沟通，这是他的理想。看来，后来“人民的喉舌”或“党的喉舌”的说法都有，均始于梁氏。
其实，梁启超接受西方新闻学的一些概念时，已经将它们中国化了。在西欧，报刊是国王喉舌（官报时期）的思想那时已经过时一二百年了，而报刊代表舆论早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如前面谈到的，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他把报刊说成既是皇帝的喉舌，又是百姓的喉舌，显然带有中国特色，是为了说服光绪皇帝引进现代报刊，进行政治改革。他的比喻，不能说明更多的道理，但是无形中改变了报刊在西方社会中的单一职能认识（舆论代表）。
报刊是民众的喉舌，这种说法其实较为抽象，因为民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皇帝的喉舌（后来转变为权力组织，诸如政府、执政党等的喉舌等）则是具体而清晰的。所以，关于传媒是喉舌的表达，主要是一种在传媒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定性。现在又增加了传媒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定性。无论哪种定性，都表达了一种传媒所处的地位，即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属于一定阶级的组织（政党）、国家政治的组织、经济的集团，或更直接成为某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的比喻，出现频率最高。但就党正式的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来看，没有使用过这种比喻。这种比喻较多地出现在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中。现在看到的较早的论述，是延安《解放日报》社长博古1944年在内部的一个讲话使用了“喉舌”比喻。他当时说：
“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如报纸这样更紧密的和群众联系，……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是很光荣的”（3）。
现在关于传媒是“喉舌”比喻的毛泽东论述的依据，是他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说的一段话：
“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谈到“党报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方式，如果用一种比喻来表达，“喉舌”是最为恰当的，即党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专门对外说话的部门，所发挥的单向传播的作用。
当时在党内地位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1948年10月在其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同时进一步使用了“桥梁”、“导线”（电话线）的比喻来说明传媒的职能。他说：
“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
“桥梁”、“导线”的比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包含信息的我往、你来两方面。这种说法与最早梁启超说的两方面的喉舌观点接近，但采用了新的话语表达。
关于民众的喉舌的说法也有，但是现在说的频率较低。历史上，我们把邹韬奋和他主办的刊物誉为“人民的喉舌”；1956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的领导人为《中国青年报》讲话，谈到该报应做“代表群众的喉舌”。
3．传媒的职能表现为某种“工具”
除了“喉舌”的比喻外，还有直接谈到传媒是某种“工具”的各种说法，这是对传媒职能的一类表述，其中最普遍的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30年8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写的发刊词，较早地谈到这个观点。共产党员张友渔30年代中期在北平发表的多篇文章，对这个观点进行过论证。毛泽东1957年说：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4）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认为是正确的。传媒是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而且有时传媒还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工具。但是，我们过去把搞阶级斗争说成是传媒唯一的职能，这就使一个较为正确的观点变成了谬误。媒体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信息。
“文革”中，这个观点被推到极端，进一步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还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这完全是谬误。专政是公检法的职能，要求传媒具备暴力工具那样的职能，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大家看这张“文革”中《首都红卫兵》报“文革”中的《首都红卫兵》报的头版（图5…2）：头条通栏是最早发表的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文章《重炮猛轰刘少奇》，下半部通栏文章是《打倒赫鲁晓夫式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完全没有法治，随意诽谤国家主席，这就是报纸成为所谓“全面专政的工具”的实践！这种对传媒职能的认识是错误的。
图5…2 “文革”中《首都红卫兵》报揪批刘少奇的版面
列宁（图5…3）在1918—1920年间，大约三十多次提出“报刊是××的工具”，我们过去不少文章经常引证这个“工具”或那个“工具”的列宁语录。这里需要解释几句。这些说法是列宁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时候说的，当时强迫所有人加入劳动公社，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名义上保留货币，为了中央银行的统计业务），给每个人发一个劳动记录的本子，你劳动多少记在劳动本上，根据你劳动的多少发给你消费品。列宁认为，打倒资本家以后，工人解放了，现在是为自己干活了，应该会有高涨的热情。实际情况却相反，工人们却怠工、偷东西，因为工人没有刺激力量了。当时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社会建设的工具的思想，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事项上，要求报刊成为诸如以下的各种“工具”，显然是不可能的：
图5…3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
“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
“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5）
列宁的工具论观点，可以1919年他发表的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为例。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文章后面，他激烈地批评媒体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为什么没有做到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媒体的职能，媒体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怎么可以制止偷东西、制止怠工呢？文章还说，我们的报纸不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报纸为什么不揭露这样的东西？列宁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但是那时他没有认识到，情急之下对报刊提出了很多无法承受的职能要求。后来，列宁改正了错误，恢复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恢复了报纸的订阅制。此后，列宁没有再说过类似上面引证的话。
“工具论”建立在传媒不是独立的精神力量的认识基础上，一般适于说明指党的机关报、政府传媒的职能。
4．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
还有几种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定性说法，其中较经典的是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1901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报》（图5…4）的作用时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后来，这个观点被斯大林概括为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基本职能。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开始出现“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解放以后写入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
图5…4 《火星报》创刊号头版
列宁1901年讲的“报纸”，特指《火星报》。《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的一份秘密报纸，当时的党中央和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被沙皇警察破获了，在没有党中央领导机构和党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于1900年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该报编辑部履行的职能，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实际上相当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列宁通过建立报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