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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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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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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考上大学，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厌倦了。我是因为喜欢白色才学医的，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心里总有沉重的负疚感，加上走读路途遥远，每天萎靡不振的。
“今天我们来讲眼睛……”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
这很像是文学讲座的开头。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即拿出一只茶杯大的牛眼睛，解剖给我们看，郑重地说：“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你们将来做医生，一要有人道之心，二不可纸上谈兵。”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好像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我故意眯起眼睛。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他的头发像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
下了课，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换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发。是眼科教授！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
教授离开了讲台，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他疲惫地倚着椅子扶手，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没法给老师抢个座。
终于有一天，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您从我们院子走吧，要近不少路呢。”
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哦，你是我的病人吗？”
我说：“您刚给我们讲过课。”
教授抱歉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卖鸡蛋的、收缝纫机的小贩，都所向无敌。您跟着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拉着教授。
“绿色对眼睛最好了。”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草经过她身边。我突然像被黄蜂蜇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
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一套眼睛保健操的工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开走。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著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
“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教授坚定不移。
我无计可施。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得罪了我的教授？况且我从心里讨嫌这种人。我伸长手指着说：“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
教授点点头，大踏步地走过去。“请问，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教授很客气地发问，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
在老女人的生涯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她乜斜的眼光抖动着：“其实我……我……也没说什么……”
教授又跨前一步，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
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你有病。”
在北京话里，“有病”是个专用词语，特指有精神病。
“你才有病呢！”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后反扑。
“是啊，我是有病，心脏和关节都不好。”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温和地说，“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不抓紧治疗，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失明。”
“啊！”老女人哭丧着脸，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
“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老女人还半信半疑。
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说：“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你可以来找我，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谢谢！谢谢！”
“谢我的学生吧。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教授平静地说，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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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老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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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爱情故事也许让一些读者失望，但是当我说完这个故事后，相信也有一些读者会感到一丝震动。
话说20世纪70年代，我们香椿树街有一对老夫妇，当年是六七十岁的样子。妻子身材高挑，白皮肤，大眼睛，看得出来年轻时候是个美人；丈夫虽然长得不丑，但是一个矮子。他们出现在街上，乍一看，不配，仔细一看，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对老夫妻彼此之间是镜子，除了性别不同，他们的眼神相似，甚至两人脸上的黑痣，一个在左脸颊，一个在右脸颊，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到煤店买煤，一只箩筐，一根扁担，丈夫在前面，妻子在后面，这与别人家夫妇抬煤的位置不同。没有办法，不是他们别出心裁，是因为丈夫矮，力气小，做妻子的反串了男角。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女儿在外面“嘭嘭嘭”敲门，里面立即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老夫妇同时出现在门边，两张苍老而欢乐的笑脸，笑起来两个人的嘴角居然都向右边歪着。
但女儿回家不是来向父母微笑的，她的任务似乎是埋怨和教训她的双亲。她高声地列举出父母所干的糊涂事，包括拖把在地板上留下太多的积水，包括他们对孩子的溺爱，给他吃得太多，穿得也太多。她一边喝着老人给她做的红枣汤，一边说：“唉，对你们说了多少遍也没用，我看你们是老糊涂了。”
老夫妻一听，忙走过去给外孙脱去多余的衣服，他们面带愧色，不敢争辩，似乎默认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是老了，是有点老糊涂了。
过一会儿，那老妇人收拾着汤碗，突然捂着胸口，猝然倒了下来，死了，据说死因是心肌梗塞。死者人缘好，邻居们听说了都去吊唁。他们看见平时不太孝顺的女儿这会儿哭成泪人儿了，都不觉奇怪，这么好的母亲死了，她不哭才奇怪呢！他们奇怪的是那老头，他面无表情，坐在亡妻的身边，看上去很平静。外孙不懂事，就问：“外公，你怎么不哭？”
老人说：“外公不会哭。外婆死了，外公也会死的，外公今天也会死的。”
孩子说：“你骗人，你什么病也没有，不会死的。”
老人摇摇头，说：“外公不骗人，外公今天也要死了。你看外婆临死不肯闭眼，她丢不下我，我也丢不下她。我要陪着你外婆哩。”
大人们听了老人的话，都多了个心眼，小心地看着他。但老人并没有任何自寻短见的端倪，他一直静静地守在亡妻的身边，坐在一张椅子上。夜深了，守夜的人们听见老人喉咙里响了一阵痰声，未及人们做出反应，老人就歪倒在亡妻的灵床下面了。这时就听见堂屋自鸣钟“当当当”连着响了起来，人们一看，正是夜里12点！
正如宣布的那样，那矮个子的老人心想事成，陪着妻子一起去了。如果不是人们亲眼看见，谁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对生死相守的老人确有其人，他们是我的邻居，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同一个夜晚。那座老自鸣钟后来就定格在12点，就如上了锈一样，任人们怎么拨转就是一动夜不动。
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就这么简单，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能说的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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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失去四肢的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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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女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举行残疾人运动会，报名的时候，来了一个失去却了双腿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