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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敢干，敲锣打鼓，天天象过年。
后来又闹了一阵“超声波”。什么东西都“超”一下。农、林、牧、副、渔，只要一“超”，就会奇迹一样地增长起来。“超”得鸡飞狗跳，小猪仔的鬃毛直竖，山丁子小树苗前仰后合。
胡支书、王咋唬忙得很，报喜，介绍经验，开展览会……
最后是大家都来研究代食品，研究小球藻和人造肉，因为大家都挨了饿了。
只有早稻田还是每天一早到稻田，俊哥儿李还是经常下乡，沈沅还是劳动、看书。
一九六一年夏天，调来一位新所长（原来的所长是个长期病号，很少到所里来），姓赵。所里很多工人都知道他。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武工队长，常在这一带活动。老人们都说他“低头有计”，传诵着关于他的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他的左太阳穴有一块圆形的伤疤，一咬东西就闪闪发亮。这是当年的枪伤。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县委一级的干部，现在还是县委—级。原因是：一贯右倾，犯了几次错误。
他是骑了一辆自己装了马达的自行车来上任的，还不失当年武工队长的风度。他来之后，所里就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只要听见马达突突的声音，人们就知道赵所长奔什么方向去了。
他一来，就下地干活。在大田、果园、菜园、苗圃，都干了几天。他一边干活，工人一边拿眼睛瞄着他。结论是：“赵所长的农活——啧啧啧！”他跟工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不分彼此。工人跟他也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工人们背后议论：“新来的赵所长，这人——不赖！”王栓说：“敢是！这人心里没假。他的心是一块阳泉炭，划根火柴就能点着。烧完了是一堆白灰。”
干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话，他把所里历年的总结．重要的会议记录都找来，关起门看了十几天，校出了不少错字。
然后，到科研人员的家里挨门拜访。
访问了俊哥儿李。
“老褚的事，要解决。老是鹊桥相会，那怎么行！我们想把她的研究项目接过来。这个项目，我们地区需要。农大肯交给我们最好。不行的话，我们搞一套设备。我了解了一下，地区还有这个钱。等我和地委研究一下。”
看见老李屋里摆了好些凳子，知道他那些攻谷子低产关的农民朋友要来，老赵就留下来听了半天他们的座谈会。中午，他捧了一个串门大碗，盛了—碗高粱米饭．夹了几个腌辣椒和大家一同吃了饭。饭后，他问：“他们的饭钱是怎么算的？”老李说；“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一一“这怎么行？”他转身就跑到总务处：“这钱以后由公家报。出在什么项目里，你们研究！”
访问了早稻田。
“张老，张老！我来看看您，不打搅吗？”
“欢迎，欢迎1不打搅，不打搅。”
“我来拜师了。”
“不敢当。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稻的普通的问题……”
“水稻我也想学。我是想来向您学日语。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工作需要，我学了点日语，——那时要经常跟鬼子打交道嘛，现在几乎全忘光了。我想拾起来，就来找您这位早稻田了！”
“我不是早稻田毕业的。”
赵所长把“早稻田”的来由告诉早稻田，这位老科学家第一次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外号，他哈哈大笑：
“我乐于接受这个外号。我认为这是对我个人工作的很高的评价。”
赵所长问张老工作中有什么困难
“我需要一个助手。”
“您看谁合适？”
“沈沅。”
“还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柜子。”
“对！您看看我的这些资料！”
“柜子，马上可以解决，半个小时之内就给您送来。沈沅的问题，等我了解一下。”
“这里有一份俄文资料。我的俄文是自修的不准确，想请沈沅翻译—下，能吗？”
“交给我！”
沈沅正在菜地里收蔓菁。
“哎，沈沅！”
沈沅拾起头来。
“叫我？什么事？”
“赵所长叫你上他屋里去一趟。”
“知道啦。”
什么事呢？地微微觉得有点不安。她听见女工们谈论过新来的所长，也知道王栓说这人的心是一块阳泉炭，她有点奇怪，这个人真有这么大的魅力么？
前几天，她从地里回来，迎面碰着这位所长推了自行车出门。赵所长扶着车把，问：
“你是沈沅吗？”
“是的。”
“你怎么这么瘦？”
沈沅心里一酸。好久了没有人问她胖啦瘦的之类的话了。
“我要进城去。过两天你来找找我。”
说罢，他踩响了自行车的马达，上车走了。
现在，他找她，什么事呢？
沈沅在大渠里慢慢地洗了手，慢慢地往回走。
赵所长不在屋。门开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趴在桌上画小人。
孩子听见有人进屋，并不回头，还是继续画小人。
“您是沈阿姨吗7爸爸说；他去接一个电话，请您等—等，他一会儿就回来。您请坐。”
孩子的声音象花瓣。她的有点紧张的心情完全松弛了下来。她看了看新所长的屋子。
墙上挂着一把剑，——一件真正的古代的兵器，不是舞台上和杂技团用的那种镀镍的道具。鲨鱼皮的剑鞘，剑柄和吞口都镂着细花。
一张书桌。桌上有好些书。一套《毛选》、很多农业科技书：作物栽培学、土壤、植保、果树栽培概沦、马铃薯晚疫病……两本《古文观止》、一套《唐诗别裁》、—套装在蓝布套里的影印的《楚辞集注》、一本崭新的《日语初阶》。桌角放着一摞杂志，面上盖着一本《农大学报》的油印本：《京西水稻调查——沈沅》。
一个深深的紫红砂盆，里面养着一块拳头大的上水石，盖着毛茸茸的一层厚厚的绿苔，长出一棵一点点大，只有七八个叶子的虎耳草，紫红的盆，碧绿的苔，墨蓝色的虎耳草的圆叶，淡白的叶纹。沈沅不禁失声赞叹；
“真好看！”
“好看吗？——送你！”
“……赵所长，您找我？”
“你这篇《京西水稻调查》，写得不错呀1有材料，有见解，文笔也好。科学论文，也要讲究一点文笔嘛！——文如其人！朴素，准确，清秀。一—你这样看着我，是说我这个打仗出身的人不该谈论文章风格吗？”
“……您不象个所长。”
“所长？所长是什么？一—大概是从七品！——这是一篇俄文资料，张老想请你翻译出来。”
沈沅接过一本俄文杂志，说：
“我现在能做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不能？”
“好，我今天晚上赶一赶。”
“不用赶，你明天不要下地了。”
“我这个人，存不住话。告诉你，准备给你摘掉右派的帽子。报告已经写上去了，估计不会有问题。本来可以晚几天告诉你，何必呢？早一天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不好吗？有的同志，办事总是那么拖拉。他不知道，人家是度日如年呀！—一祝贺你！”
他伸出手来。沈沅握着他的温暖的手，眼睛湿了。
“谢谢您！”
“谢我干什么？我们需要人，我们迫切地需要人！你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种地的，哪有把自己种出来的好苗锄掉的呢？没这个道理嘛！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
“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不突然。事情总要有—个过程。有的过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这人，老犯错误。我这些话，叫别人听见，大概又是错误。有一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讲呀！——我看，你先回去一趟。”
“回去？”
“对。回一趟你的老家。”
“我家里没有人了。”
“我知道。”
三个多月前，沈沅接到舅舅一封信，说她父亲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回国来了，想看看他的女儿。沈沅拿了信去找胡支书，间她能不能请假。胡支书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吧，等我们研究研究。”过了一个星期，舅舅来了一封电报，她的父亲已经死了。她拿了电报去向胡支书汇报。胡支书说：
“死了吗？”
“埋了。”
“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
沈沅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她想看书，看不下去。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父亲。父亲劳苦了—生，现在，他死了。她觉得父亲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没有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告诉父亲。但是她觉得他好象知道了，她觉得父亲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好几天，她不停地胡思乱想。她觉得她的命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产党员，怎么会相信起命来呢？——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是很容易想起“命”这个东西来的。
好容易，她的伤痛才渐渐平息。
赵所长怎么会知道她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呢？
“你还是回去看看。人死了，看看他的坟。我看可以给他立一块石碑。”
“您怎么知道我父亲想在坟头立一块石碑的？”
“你的档案材料里有嘛！你的右派结论里不也写着吗？——‘一心为其地主父亲树碑立传’。这都是什么话呢！一个老船工，在海外漂泊多年，这样一点心愿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我们是无鬼论者，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泉下有知。但是人总是人嘛，人总有—颗心嘛。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心嘛。共产党员不是没有感情的。无情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一—我有点激动了，你大概也知道我为什么激动。本来，你没有直系亲属了，没有探亲假。我可以批准你这次例外的探亲假。如果有人说这不合制度，我负责！你明天把资料翻译出来，——不长。后天就走。我送你。叫王栓套车。”
沈沅哭了。
“哭什么？我们是同志嘛！”
沈沅哭得更厉害了。
“不要这样。你的工作，回来再谈。这盆虎耳草，我替你养着。你回来，就端走。你那屋里，太素了！年轻人，需要一点颜色。”
一只绿豆大的通红的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