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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北《联合报》副刊开辟有一个《各说各话》的专栏，不定期地邀请社会名流执笔写稿，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个人的所思所感。该报纸很快便向正处于风头浪尖的邓丽君约稿，她自述被谣言所困扰的经过，自然是最具吸引力和可读性的“各说各话”。
本来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邓丽君就不想再把此事扩大，更无意把它诉诸法律。恰好报纸又提出这样的要求，邓丽君觉得这样也好，借此公开向社会大众表明事情的经过，对公众尤其是歌迷们有个明确的交待。于是，她写了一篇名为《我“复活”了》的文章，刊登在1972年8月的《联合报》上：
“我在……外演唱的时候，各地风风雨雨地谣传：‘邓丽君突然暴毙’、‘邓丽君打胎’等等谣言，在台湾关心我的朋友们，可能会为我着急，而我自己呢，当我一踏上这里的泥土，我感觉到，这些谣言就像鼓着气的气球，一下子全爆了，爆得不留一点痕迹。”
“5月份我在吉隆坡演唱的时候，有一个很熟的朋友，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香港报纸登你暴毙’。我一听到他的话，我就说：‘我们都在外面混饭吃，何必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呢？’我专心在外面唱歌，根本就没想过这方面的事，也以为不可能有这回事，他是骗我的，但等到他拿了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给我看，果然报纸上等着香港来电说邓丽君突然暴毙，不知何原因。新加坡的人听到这消息感到很吃惊，于是有人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去查证此事，并澄清谣言。至此，我才真的知道确有其事，而非玩笑事件。”
“在吉隆坡，有关我暴毙的消息，已经谣传很久了，吉隆坡《中国报》的一位编辑，特地跑到吉隆坡新大歌厅的后台看我，他问我：‘香港报纸登你不幸的消息，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感觉？’我把我当时的感觉告诉他，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登载在报纸上。”
“到底我听了这些谣言后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尤其是那些造谣的人一定更想知道。我不妨把我的心情和感受说出来，我并不想把它憋在肚子里。”
“我听到这些谣言后，认为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即使去分析原因，我认为也很无聊。我根本不把这些谣言当做一回事，我想只要自己做得正，事实一定会澄清这些传闻的。”
“对于这些谣言，我是不会去斤斤计较的。听是听了，只过一过耳朵而已。对这件事，也不值得去为它生气、难过，一笑置之就可以了。这样，晚上我才睡得着觉，如果让这些谣言害得我失眠或者什么的，以致影响到唱歌，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此时妈妈也安慰我：‘一咒十年旺。’我心想：‘管他的，反正我又没做错事，何必怕呢？’
我想每一个人迟早要死的，死了以后，报纸才会登载）讣告。对于已经去的人，讣闻或新闻都是不可能目睹的。而我呢？先看见了我的死亡消息，不也是一件很好、很奇怪的事吗？可以让我先睹为快。”
“还有一点，我认为不管谣言说些什么，在外面演唱的歌星都应顺其自然。他们怎么说，我怎么听，碰到这样的事，根本无可辩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就好了。”
“我有一个原则：‘你怎么说，我不听，也不传播别人的谣言。’”
“比如某人告诉我谁怎么不和，我只会姑妄听之，也不去乱传。这样，我尽力做到任何是非到我这儿就是终站，再也传播不开了。”
流言蜚语“我以为一个人话多易招祸，有时明明是别人讲的闲话，说是我讲的，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习惯了。”
“这次，虽不幸遭遇到这些谣言的攻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使我受到损害，反而使我因这个遭遇而思索到许多人生问题。想开了，也就释然了。”
“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听说你死了！’”
“‘我复活了！’我这样回答他。”
这片文章在《联合报》上发表以后，香港、台湾以及星马各方面各地方的报纸纷纷转载，有的则是摘要刊登。邓丽君对于这件离奇谣传的看法和个人感受，也通过报纸表达清楚了。
接着，邓丽君又写了一封《致歌迷的一封信》，分别在星马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更进一步陈述原委，表明个人的态度：
“离开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在8月5日我已经从香港回到我生长的家乡——台北来。几天前，从星马的丽风唱片公司转来你们寄给我的信件，我都一一地阅读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你们发自内心的感情，你们对于我的关怀备至充分说明你们对我的爱护和支持，这一点我非常感激。……”
“亲爱的歌迷们，你们大概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有人谣传我‘暴毙’及在香港的楼梯间被人‘强奸’的谣言，当时这两宗消息，都很快就传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一位我真的离开了人间，就连我在台北的亲戚朋友，甚至爱护我的歌迷们，也以为我真的死了。这可不要紧，事实上，我有这个信心，只要哪一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事实将证明我并没有死，这一切谣传也将不攻自破。就在8月5日的那一天，我真的回到故乡来了。我一踏上我的乡土时，很多人就以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怎会出现在机场似的。他们感到很奇怪的是，邓丽君竟然还活着！““的确，邓丽君并没有死去，有人说我死了，而我却死里逃生。不管我死去或是‘复活’了，我总觉得他们不应该以谣言来中伤我，我在外面混一口饭吃，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柔弱女子而言，单单东奔西跑就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还要忙于登台、交际、应酬，真可谓一言难尽呀！这些都是局外人所看不到的。我不了解别人为什么会中伤我，难道是他们在嫉妒我吗？我相信真心爱护、关心我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因为我离开台北也很久了，他们也实在怀念我，也许会故意为我制造一点新闻，免得歌迷们把我给忘记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我应该感谢那些为我制造新闻的人，应该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
面对纷纷绕绕的死亡新闻，邓丽君以一颗宽容和坦然的态度处之，既表现出邓丽君成熟的处事方法，也流露出她个人对于娱乐纷争的不屑一顾。
．．
从头再来
，
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中拥有巨星地位的邓丽君，开始接受新的挑战。
当时的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多少歌手抱着从此登上国际舞台的玫瑰之梦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岛国，可是又有多少人在经历了严酷的竞争后不得不默然离去。当时在亚洲的音乐中心——日本歌坛走红的华人歌星屈指可数，能得到日本认可的仅有翁倩玉、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其中翁倩玉、欧阳菲菲是邓丽君的前辈。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翁倩玉最先成名，她随父旅居日本，虽未入日本籍，但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已算是半个日本人了。随后来自台湾的动感歌星欧阳菲菲走红日本，后来就嫁作日本媳妇，与日本也有渊源。与邓丽君同期出道、来自香港的陈美龄，以当时日本流行的青春偶像路线走红，她算是第一位以华人身份成功打入日本歌坛的女星。邓丽君虽是负着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盛名而来，但进入日本这一陌生的地域，一切还得从头再来。
当时由德国人投资的日本宝丽多公司（polydor）对亚洲的流行音乐保持高度敏感，其德籍董事希望将亚洲实力派歌星推上日本舞台，这是鉴于容貌清纯可爱、歌声甜蜜动人的陈美龄及以前的翁倩玉、欧阳菲菲在日本走红的激励，这位董事一直想再找一位偶像。1973年，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双双在日本拿下唱片大奖，引起不少日本唱片公司对华人歌手的兴趣。日本宝丽多唱片派出星探，寻求偶像型华人歌手。三个月后，制作部的工作人员在了解董事的想法后立刻放眼香港，希望能找到兼具实力与魅力的歌星。他们先是试听香港宝丽多推荐的歌手的试音带，参观他们的舞台表演，展开了一系列寻访活动。
为了寻找偶像歌星，宝丽多公司于1973年派员到香港的大小歌厅、夜总会寻觅。派去的两位星探，访遍全港九，终于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一张清纯的面孔，这正是他们所要找的那种具有青春气息的少女歌手。于是，他们便马上跟宝丽多在香港的负责人郑东海联系，一起去拜访这个女孩。这个刚满20岁的邓丽君，她清新的外形和甜美的歌声立即让星探们打道回日本，报告好消息。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也就是后来任金牛宫唱片公司总经理的舟木稔立刻飞到台北，来说服邓丽君及其家人跟他签约。
尽管港台乐坛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没有突破。各类夜总会、酒吧和俱乐部的兴起曾经带动了音乐的发展，但随之而来无不是以太平盛世、浪子心声、酒廊怨曲等为绝对主题的音乐，尤其是台湾流行音乐正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一些年轻的歌迷在厌倦了日式哭调发展来的台语歌和旧上海式的灯红酒绿后，转而便在西洋音乐中释放各自的情感。此外，唱片业、版权法的不健全，也使得台湾歌手纷纷寻求海外发展。留在本土的邓丽君、青山、姚苏蓉等也不得不频频到香港等地演出。
邓丽君也隐隐感到了一种危机感，在舞台上唱的歌曲越来越定型化，没有新的歌路可继、没有新的唱腔可用。在疲惫劳顿的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之后，邓丽君也有些倦怠，随着观众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演出时的掌声也没有16岁那年初到香港时那么热烈了。无论如何，需要推陈出新。虽然自己出道早是一种优势，但同时也是一种缺陷，根基太浅了，很容易昙花一现。邓丽君得到的那些零星的歌唱训练毕竟不能与正规系统的训练相比，虽然她有绝好的天赋。但长此以往呢？
宝丽多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