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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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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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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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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衣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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