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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李翊浵又一封信过来。
“昨日落衙后，太学、国子监几位经学深醇的博士在高密郡公孔学士家里品茶议经，其中有同为翰林苑学士的叶弘叶士广，这位叶学士被誉为当今墨学经义第一，和高密国公一样，也兼着太学、国子监的经学博士。议经中就聊到了当前的热门话题，叶学士说利民利国，又说前日和墨太平聊到这事，他说如果此事为真，朝廷在城乡建立卫生保健站，兼爱社愿意每年捐银一百万两，支持这个公利事业。哦，参与品茶议经的另外两位同僚，一位是太学祭酒，兼道学经学博士的闵永韶闵用和，人称‘言者不虚，虚者不言’；另一位是国子监儒经博士耿子巩耿良固，人称‘鲠鱼骨’，出了名的直言直语，不吐不快，这两位的诚信品格都是朝野闻名的。——瞧瞧叶学士选的这场合、这人，也是一个聪明人。”
萧琰深以为然的点头。
她对高密郡公不陌生，士族谱上就背过。
高密郡公孔尚贤就是这一代的鲁郡孔氏家主。鲁郡孔氏同样是大唐的甲姓世家，却是以世代传承孔子儒学列入甲姓，所以其他世家可以言利，孔氏却不可以，必须以仁为核心，谈仁说仁做仁，公利医疗就是国家对百姓的仁，孔氏家主如何会说不支持？那当然是要赞成的，至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相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耿博士，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隐晦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及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号，而这几个墨家商号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每年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但这种魄力是用在有利润的投资上，绝不是把钱扔水里——做公利对世家来说就是扔钱到水里，除了砸出几声水响，赢得名声，啥利都没有。
而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子给公利医疗，政事堂的宰相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都挤不出吧？
萧琰看母亲的信中说，“按太医院之后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钱或银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牵着走，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她学《帝国通史》时就喜欢高宗，再细读帝王实录，最喜欢看的就是《高宗实录》，制定《帝宪》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回清宁院后，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那是弱者。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觉得更容易统治、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那是愚蠢的君主。夏朝怎么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秦朝亡于什么？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东汉亡于什么？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是一些只想统治一群弱鸡的懦者，或者是希望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真是丢我的脸，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为了不劈死他们，我决定制一个《帝宪》，给他们保命。”
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是那种很愉快、很欢乐的笑。
萧琰也笑得滚在榻上，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好笑了。
但如今回想，便觉得这真的是高宗皇帝当时对母亲说的话，不是史书记的那种简练有文采，而是平实的，生动的。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是霸气的？眯着眼冷笑的？还是高深算计的？……萧琰想不出，但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