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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次次的政治阴谋之后，他才觉醒，原来党内对他成为领袖有着不少抵触情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在22年，面对格鲁吉亚自治中，强制镇压反对派，导致列宁在遗嘱中写到：“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列宁的遗嘱并没有公布，而是在苏联政治局中传阅了一下，当时托洛茨基就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元老的反对声音越来也大，引起了斯大林的恐慌。
要么死在别人掌权的集中营中，要么将潜在的敌人一个个的都杀死。斯大林想的很简单，列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苏联没有必要再活在列宁的影响中。强烈的猜忌心，让他走在了人生的边缘，随后的‘大清洗’成功扫清了所有障碍，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八百万苏联红军将再一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十年，假如只有五年，也能完成，我保证。
斯大林一直在给自己做着心里暗示，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觉得苏联在他的掌控下会走上辉煌。
最后，斯大林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冬季战争的胜利，用实力将芬兰彻底压垮。西方国家在这一次，彻底见识了苏联的疯狂，超过120万的军队调动，足以说明，苏军在进攻方面的乏力。
40年3月，这场战争终于渐渐的要落幕了。
日本惊讶的看着芬兰人，出让了自己十分之一的国土，并承认战败。
丘吉尔是一个有着极端优越性格的贵族，在英国，两百多年的殖民掠夺，让贵族的生活，从精致开始往优雅看齐，但这并不能改变丘吉尔嘴中的零碎。在得知苏联胜利的消息后，丘吉尔在他的海军部队里大发脾气，他的部下都知道，只要丘吉尔嘴巴中嘟囔着，说些听不清楚的言语的时候，这些话往往不是好话。
丘吉尔愤怒的理由非常简单，早在一月份，两万人的英国陆军就已经准装待发，但知道3月份，这些士兵还在还朴茨茅次的军港内打牌闹事。
在东方，苏联胜利的消息并没有反响特备强烈。
蒋介石在得到英国佬送来的情报，苏芬战争中，第一仗，苏联两万多人，就被装备落后的芬兰军6000来人分割包围，并全歼。
就此，蒋介石还虚心求教了他的顾问，并详细研究了欧洲的情况，发现，芬兰这个国家连工业国都称不上，军队的武器也很落后，根本和苏军无法比。当时，老蒋就定论，这是英国佬的谣言。
至于，为什么英国佬要欺骗民国政府，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了解。反正洋鬼子的话要能信，猪都能上树。
苏联胜了，败了，都跟他没关系。蒋介石的对手是日军，而不是苏军，而且昆仑关战役打响，已经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
只有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才公道的说了一句话：“苏联最虚弱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别国根本就不知道苏联伤亡了多少人，但动用一百多万军队，去进攻只有二十万守军的小国，历时四个月后，在战略上并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最后是人口稀少的芬兰主动请降，才让这场战争落幕。
苏联并没有战胜，而芬兰也没有失败。
冬季战争，这场在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国战，不但影响了德国，也影响了中国。
不堪一击的苏军，让希特勒看到了战胜苏联的希望。相对于苏军，德军在陆军上的装备并不占据优势，只有在士兵和指挥官上，才是占据了绝对优势。
苏联也会因为一个小国家的试探性战争，是去了南下的实力，进入的大建军时期。
5月，抵达莫斯科的铁木辛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晋升为元帅。
但铁木辛哥知道，苏军是用一场场大败，用十倍的伤亡，才换回了芬兰的妥协。此战，苏军在前线就阵亡达二十五万人，伤亡超过七十万。
这个数字，斯大林也知道，当然，他还知道，南方方面军至少在两年内，无法恢复元气。
第一七五章 一个国家，四个政府
就在亚洲各参战国，盯着欧洲战局的时候。
西北中共中央驻地，窑洞中依然昏暗，但随着一群外国记者的市场光顾，摇动的主人越来越忙碌起来。
白天，刚刚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持久战》和中国淮河以北战区，对日已经具备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谈，说的斯诺一愣一愣的，作为《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中国战地记者，斯诺每天都要着手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发往美国。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像斯诺这样的记者，是不被重视的。
但也有例外，国军大胜的时候，往往能够收到军政部，或者侍从室的邀请函，参加酒会。当然在酒会上，主持酒会的高官会在尽心之余，宣布他们的好消息。这种传统，据传是源于封建王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与民同乐，万邦来朝’。
斯诺毫无政府背景，不过是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驻地记者，参加这样的就酒会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更喜欢在各个战区奔走，而最后，他决心在北方，这个红色政府的中心地带，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给美国带去最真实的中国资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诺等外国记者大谈抗战形势之后，傍晚还要迎着寒风，骑马半个小时，赶到五里外的一处小教堂内开会。
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国军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在东北的1纵队，接到了一份组建野战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联名下达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阳为第一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谢维俊……
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国军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进攻，国军绝对不会发动进攻。
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国军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导致大量的杂牌军将领在部队溃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