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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