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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三千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
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不过，这些出口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我榴弹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毁。我们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弹炮（是由推土机推进发射阵地的）摧毁这些坚固目标时，达到了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击可以说是这些宝贵武器的一种既新颖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敌人集结的总兵力估计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进攻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时，我要求范弗里特拟制一份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我们首次越过三八线后的那几周，我们曾考虑过此案。这就是所谓“势不可挡行动”。然而，我迟迟没有批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停战谈判的结果再说。七、八两个月，地面部队的战斗伤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倘若早日达成停战协定，这些阵地可能又得放弃。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行动，尤其在“大钵”周围地区，那里还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在朝鲜作战如同在以往的许多次地面作战中一样，为了可靠地保障当前的阵地，总是还得拿下一个阵地。在“大钵”周围，连绵的山岭象是为了俯视一下古老火山口内部的情况而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大钵”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后来的所谓“血岭”，组织了严密的防御，由北朝鲜的好几个师顽强地扼守着。美第10军第2师历属步兵分队在这里遭到了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常常是切口刚夺取一个山头就又被赶了下来，接着几小时之后，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师在连续二十四小时之内曾先后向一个山头发起过整整十一次冲击，但是仍不能肃清那里的敌人。不过，到九月底，“血岭”和整个“大钵”地区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争夺山岭期间，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一统一的地段发动一次更为大胆的进攻，以进一步缩短我们的战线。这就是“魔爪行动”。我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新近的伤亡（小规模作战引起的）情况显然使范弗里特认识到这一行动得不偿失。于是，他改变计划，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重点转向属于美第1军的西部地带。
如果一切顺利而停战谈判又毫无进展，则他将要求在大约介于其右翼与元山之间正中央的那一片东海岸地区实施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我虽然没有批准两栖登陆计划（范弗里特手下的诸位军长都不赞同这一计划），但还是准许他发动夺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标进攻。结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计划，旨在夺取并扼守“大钵”以西约四英里的那一带山岭亦即后来的所谓“伤心岭”。
美军第2师奉命赶走固守在这里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永备工事，各种掩蔽部和兵器掩体都进行了周密的伪装。要在夏末的浓密树叶中发现这些坚固的工事真是难之又难。而且，北朝鲜军队作战还极其顽强。对“伤心岭”的进攻一开始采取的是小部队零敲陈打的战术。所以，尽管第2师所属部队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进攻不久还是受到了阻碍，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接近目标。
第2师蒙受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曾找机会与当时指挥该师的拉夫纳将军研究过这个问题，也与范弗里特谈过。九月中旬，我又对接任第2师师长的罗伯特·杨格少将说，希望他亲自过问此事。
此后不久，詹姆斯·亚当斯上校直截了当地向杨格将军报告说，继续按目前的规模进行战斗就意昧着自杀。对于一位野战指挥官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向自己的上级表明这种看法，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气的。我一向认为，在一个指挥官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勇气甚至比单纯的作战勇敢更为重要。
因此，杨格将军重新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并且看到，采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队进攻战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改为以整个师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这次进攻实施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并获得了强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结果，第2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夺占了“伤心岭”，此后，该师再也没有丢失过这块阵地。
在整个这次进攻作战中，采取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步兵时常对空军弟兄那种勇猛无畏的支援行动坦率而热情地表示感谢，空军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码的气象条件就会积极配合步兵作战。
在朝鲜，夏日的天气就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会冲毁沿峭壁盘旋的狭窄道路的整个路肩，从而使汽车辆重队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骤发的山洪往往会冲走浮桥，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气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腾咆哮的洪水中奋力抢救某些宝贵的装备器材。
正当实施这些作战行动时，范弗里特向总部呈送过一些作战方案，主张以美第1军和第9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紧接着在东海岸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批准并且能够成功，那第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
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