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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开元十年或十一年登进士第，早年曾漫游江南一带，一度在河东军幕中任职，后入朝为太仆寺丞，终于尚书司勋员外郎。他在当时享有盛名，如窦臮说：“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述书赋注》），独孤及在《皇甫公集序》中云：“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间”。殷邓澳晟傥萸岜。斫诤霰涑Ｌ澹绻橇萑唬豢稻∪致谩保ā逗釉烙⒘榧罚Ｋ泳笮吹摹豆庞蜗莱示兄罱贰ⅰ对跬拧返仁家陨倌暧蜗赖男蜗笞钥龌蛴魅耍哂泻缆跤挛涞钠ⅲ纭对跬拧罚�
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饮，杂虏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
一场激烈的鏖战，在诗人笔下就像寻常的狩猎那样轻松，在顾盼自如间烘托出何等气概。他的七言歌行，有的上承卢、骆一路以赋法铺陈夸饰，如《渭城少年行》等；有的是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叙事诗，如《江畔老人愁》叙述一个贵族家庭在陈隋之际的破败过程，《邯郸宫人怨》写一个女子由入宫受宠到放归田里的遭遇，都是用悲剧性的题材抒写人世翻覆的感慨。这些诗，下启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韦庄《秦妇吟》一路，可说是歌行又一新变的先声。
崔颢以娴熟的歌行手法入近体，写出了被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沧浪诗话》）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据说李白游黄鹤楼时，读到此诗，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另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见《唐诗纪事》）。如果以严格的律体来衡量，这首诗头几句连用三个“黄鹤”，颔联又不规整，颇有“出格”之嫌。但从另一面说，为了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不惜打破定格，亦是一种创造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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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高适岑参
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例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不过，这两位诗人同中又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十九至二十年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廪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С扑靶酝芈洌痪行〗凇保ā逗釉烙⒘榧罚Ｋ质蔷哂凶莺嶙持竞褪导收尾鸥傻娜宋铮降谝淮稳喂伲ǚ馇鹣匚荆┘匆蛴牒昀鞠虿缓掀《ァ０彩仿抑兴鞫桡谙准疲窒群蟮玫叫诤退嘧诘纳褪叮苊谖Ｄ阎省？杉敬蟛判郏⒎呛米骺昭灾病�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譬如，他笔下的农村，已不复是孟浩然、王维诗里充满牧歌情调的桃花源，而是负载着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东平路中遇大水》，写出了“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诗人还进一步指出：人祸——尤其是沉重的赋税，更加深了民众的不幸：“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这种带有为民请命意味的诗篇，在同时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边塞诗中，高适也敏锐地提出不少问题和主张。如《塞上》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蓟门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而《蓟中作》则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
高适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古诗显然受到张说的影响。如张说有五古《五君咏》吟咏当代功业人物，高适则有五古《三君咏》，两诗的形式和主旨完全相同。张说的《邺都引》是七古名篇，高适也以七古写了《古大梁行》，显系步武前者之作。但高适的七言歌行更具创造性，历来被认为是诗中典范，如胡应麟称为“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宋育仁誉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他的七言歌行不仅上承四杰以来歌行的体制，而且还吸取了汉魏古诗简老遒壮的特色，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例如《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突破了以前同题诗作铺陈、渲染征人思妇缠绵相思之情的格局，而大大开拓了歌辞的内容。举凡出征的军容、军情的紧急、塞漠的荒寒、战争的酷烈、军中的苦乐不均、战士的勇武、别离的悲怆、和平的祈愿等等，俱熔为一炉。诗中骈散相间的句式和平仄互换的用韵，以及援声律入古体的写法，和卢、骆以来的歌行并无二致，但局势的动荡排阖却非前人可比。诗人的笔触并不固定在某种单纯的情思上，而是在复杂的内心波澜间跌宕回旋，在激越的抒情中又不时变换着场景，形成规格整炼而又一气斡旋，淘洗藻饰而又意象鲜明的特色。又如《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全诗直抒胸臆，滔滔说来，节奏鲜明而毫不局促。形式上四句一转韵，每节前两句散行，后两句以偶句出之，而对偶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