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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立，更成为显著的标志。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宋代范晔著《后汉书》，才首次立《文苑传》，专记文学家的事迹，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设《文学传》，同样反映了文学在这时已独立为一科的史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而且令人感兴趣的工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除了前已提及的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外，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梁简文帝萧纲虽然没有写过文学批评的专著，但在他的部分书信、文章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后面将作专门的介绍，这里只是就当时文学批评中所反映出的文学观的发展，加以概括说明。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魏晋时，文章的类别日益繁多，引起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区分，与此同时，开始对文学的特点加以注意。《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认识虽然只是就具体文体而言且显得简单，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体的区分到了南朝愈趋精细。《文心雕龙》论及三十三类，《文选》列有三十七类。进一步，又从对各类文体的细致分别中，发展为从总的性质上把它们归纳成两大类：“文”与“笔”。这种区分，使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逐渐得到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种观念大约起于东晋，到宋代成为普遍的认识。《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就是按文、笔两大类排列的。
有韵无韵，是从形式着眼，但内中隐含着性质的分别。因为有韵的“文”，主要是诗赋、颂赞、箴铭等最注重文采、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无韵的“笔”，则主要是论说、章表等虽不排斥文采、但更倾向于实用的文体。不过，这样的区分，仍然显得含糊。因为有韵无韵，毕竟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
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的区分，就摆脱了文体形式的基准，而从更重要的性质着眼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这里，萧绎通过文笔的判分，把艺术的、抒情的作品与实用的文章加以区别。他要求于“文”的是三点：辞采之美、声调音律之美、能够撼动心灵的强烈抒情性。简言之，他是从美学特征来认识文学的，这就比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数。举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互为因果。因为有文学的兴盛才导致文学集团的活跃；而文学集团的活跃，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其次，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而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因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导和推进，容易影响整个文坛，造成文学风气的改变。相反，个别作家的创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响和改变，无疑困难得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大演革，几乎都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关。
再有，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两部书，性质虽不同，但对文学的看法、所重视的作家，却很相似，这与刘勰曾参与萧统的文学集团并受到重视，恐怕有相当关系。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学集团之间，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学风格，标榜不同的文学观念，这就容易造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文学理论的发展。萧统和萧纲的两个文学集团，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从《文选序》的论述和此书选录作品的倾向来看，显然比较重视文人化的华美典雅的风格；而后者，从萧纲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标准来看，则比较重视浅俗、艳丽而流荡的风格。
文学集团化的现象，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之写出，不是缘于作者的内心冲动，而是出于社交和娱乐的需要。在宴饮游乐的场合，往往只能选一些与轻松愉悦的气氛相适应而且人人都能表现的题材。因此，从建安时期起，记述宴游及咏物之类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这种作品有的比较成功，但也有很多只是在辞采和构思上逞强竞巧，缺乏文学所必需的感染力。
第三，追求美的创造。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可以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追求“新变”的风气联系起来看。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中，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代史书及文学批评谈到魏晋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变”这个评语。追求“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对题材的选择，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注重强烈的抒情性。换言之，强烈的抒情性被认为是文学的美的最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可以注意，这两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边塞题材。）前面引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正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的必然结果。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即调谐平、上、去、入四声，防止声律方面的八种毛病），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