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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二、攻灭吴国发展生产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那乖戾、残忍、荒淫的天性在绝望的环境中更向病态发展，他无意中把东吴这辆气息奄奄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驱进了一步。面对孙皓那顶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势下，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但司马炎也深知，东吴虽弱，却已立国几十年，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才派羊祜到晋吴交界地荆州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不但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无可挑剔，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马炎受禅后，羊祜即以佐命之功，进位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国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几乎军无现粮，可到他在任的最后一年，仓内已有10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了与传统的用兵之道“兵不厌诈”相反的策略，使用攻心战术，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有一次，晋军俘虏了吴人的两个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讯挞，还送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孩子的父亲因此很感激，不久举家降晋。东吴有一位将领叫邓香，在攻打夏口时被俘虏，羊祜亲解其缚，为了报答羊祜的不杀之恩，他也率部降晋。还有一次，羊祜带兵巡视边境，因军粮不足，便沿途以吴境成熟的庄稼充饥，但事后立即让士兵送绢给农田的主人作为偿价。羊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吴人开始改变了敌视晋的态度，甚至有人敬称他为羊公。此时与羊祜对峙的是东吴名将陆抗，他知道，微笑有时比千军万马更具有杀伤力，于是他也采取了与祜同样的态度。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去药物，左右怕有毒，建议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岂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犹豫地服下。陆抗还告诉部下：“羊祜怀之以德，而我们却加之以暴，这是不战自败，现在我们只需保守边界，不要追求蝇头小利。”于是，边境日渐平安。但羊祜并没有满足于这一点，暗地悄悄地加紧灭吴的准备。可是，朝中权臣贾充等人却从中阻挠，使司马炎始终下不了灭吴的决心。时光飞逝，数度春秋后羊祜已进入暮年，虽然司马炎在各方面对他备加礼遇，但仍然慰藉不了他壮阔的情怀，当老友中书令张华去看望他时，他满怀忧虑地说：“吴国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现在进攻，唾手可得。万一孙皓一死，吴人另立新主，即使我们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他又嘱托张华：“我的愿望是否能实现就靠你了。”终于，这位灭吴的奠基者没能看到“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一天，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含恨而逝。
羊祜临终之时推荐了另一位名将杜预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风度儒雅的将军有书生的头脑，却无书生的弱点，能力不亚于他的前任羊祜。羊祜死后，他担任了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袭击了驻守在要害之地的吴军，并且大获全胜，吴将张政恐朝廷怪罪，将此事隐而不报。杜预深知张政是一个不易对付的敌手，决定借此事除掉他。杜预派人把战俘送还东吴，孙皓闻之大怒，调离了张政。就这样，杜预轻而易举地赶走了自己的劲敌。这时，担任训练水军重任的王濬已是70高龄的老人，他向朝廷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表达他灭吴的心愿，与此同时，杜预也向司马炎请求伐吴之期，杜预的疏表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和张华下棋，张华没有忘记老友羊祜的嘱托，便推开棋盘，乘机鼓动：“陛下聪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乐，可谓国富兵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果现在讨伐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杜、王、张等人的敦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战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进行：在灭吴的六路大军中，王濬率领的巴蜀水军是中坚力量。吴人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链，又在江中埋下长丈余的铁锥，企图阻挡晋军的战舰。但这一情况早被羊祜预料到，所以在进攻之前，王濬就准备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放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挟去江中的铁锥。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链便点上火炬，使铁链熔为铁水。就这样，吴人自恃的长江天险，在王濬的计谋下化作了平地，晋军几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直驱吴都建业（今南京）。但此时晋国内却出了麻烦。身为六军统帅的贾充想阻挠晋军伐吴，向司马炎上书：“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吴地瘟疫流行，应该召回各路大军。并且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这一次，司马炎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只是冷冷地说道：“伐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是赞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时，另一路陆路大军在王浑的率领下也势如破竹，到了横江（今安徽和县）。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他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水军抵抗。谁知张象根本没有抵抗之意，一出城便当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只得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东吴的40多个郡，300多个县，230余万人口全部归入西晋的版图。东吴这个立国近60年，曾经雄踞江东的国家，终于断送在亡国之君孙皓的手中。
国家既已统一，外患又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自曹魏开始就实行了为战时服务、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屯田制，这陈旧的生产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为此，司马炎着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实际上早在司马昭当政时，即已考虑这个问题，在咸熙元年（公元246年）就曾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改为太守，典农都尉改为县令或县长，这样，原来的典农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属于郡县的编户了。在此基础上，司马炎规定了占田和课田的数额：按占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占田制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从太康时期的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有户240余万，但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锐增到371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130多万户，其中除去当初隐漏的户数，实际增加的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往往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动乱的浮标，西晋初年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成效。
三、追求奢侈痴儿为嗣
从忧患的日子走进和平安乐世界的司马炎，面对大一统的局面，面对任他主宰的广袤山河和芸芸众生，感到了一种满足与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时，他那一直奋进的生命之船也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