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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们大都主张姑息妥协，答应刘稹的要求，授予节钺，同意为留后。只有李德裕等少数的大臣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武宗力排众议，独纳李德裕的意见，决定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用藩镇之兵讨伐刘稹。
五月，武宗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爵，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
诏令一下，各路大军进展迅速，惟独李彦佐行动迟缓，并且上表请求在绛州休整。武宗立即调整部署，从天德军方面调石雄任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准备取代李彦佐。同时对各路讨伐军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严明军纪，禁止部队焚烧庐舍，挖坟掘墓，侵扰百姓，从而取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至会昌四年七月，邢州刺史裴向、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等抵不住王元逵、何弘敬的压力，各率部开城投降。八月，三州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刘稹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取刘稹首级，迎接讨伐军进城。历时13个月的昭义之乱，至此彻底平定，收复5州31县。昭义镇的收复，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
三、病革前弊排抑宦官
由于平叛的胜利，整个朝廷都被武宗突如而来的威力震慑住了。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瞠目结舌，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且具援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也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审时度势。正当宦官们狐疑、观望、等待之际，武宗君臣立刻推出了限制宦官的方略。
他首先稳住仇士良、鱼弘志等。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也权作对他们援立之功的“报答”。随后即诏调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入朝秉政。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首先向宦官头子仇士良开了刀。武宗自即位之初便对仇士良进行种种限制，不准他参预政事。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八月，仇士良奏请武宗以自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荫补其子为千牛官。千牛又名千牛备身，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掌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对他的请求，唐武宗置之不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的粮饷。在此之前，天子的诏令是由大宦官传递经办的，而今仇士良等却不能参预。仇士良恼怒地说：“果真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武宗得悉，气愤地说：“纯为奸人之诃！”当面斥责仇士良“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必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竟诚惶诚恐，俯首请罪。从此仇士良的权势受到很大限制。会昌三年，仇士良见武帝内心十分忌恶自己，无奈退休，不久死去。1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并籍没其家产。
同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唐中后期，由宦官出掌的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了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武宗架空他们，无疑是对其权限的极大限制。
宦官势力不仅把持朝政，也控制着兵权，并利用兵权扩大势力。李德裕当宰相后，上书武宗，总结了德宗以来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使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武宗接受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使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十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
武宗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尽管是有限的，但对唐王朝来说却是受益非浅。唐武宗能摒绝近宠，在历代皇帝中也不多见。
四、灭佛崇道饮丹毙命
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又是我国吸收佛教等外来宗教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宗教往往被教内外的别有用心者引上歧途，蠹耗生灵。会昌二年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000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三年，因与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交恶，唐朝又废除了摩尼寺，斩杀摩尼师，籍没其财产。翌年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较小的寺院）。
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四年，武宗经过4年的调查准备，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创造了条件。
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三月，武宗诏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五月，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武宗还批准了宰相的奏请，规定：上州（三万户以上）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二万户以下）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长安）、东都（洛阳）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30人。到会昌五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兰若46600余所，僧尼还俗20余万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还俗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原籍充为两税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
武宗在强行灭佛的同时，却又企图恢复国教（道教）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因而大力提倡道教。
早在未执政前武宗就颇好道术修炼之事。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廷，向他们询求道术，并在三殿修建金录道场，武宗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当时谏官上疏谏止，武宗置之不理。六月，又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道士赵归真住在宫廷，撰修法录。赵、刘两位道士在武宗面前极力诋毁佛教，这正中武宗下怀，因此，灭佛运动愈演愈烈。
自此而后，武宗对道士备加崇信，渴望赵归真、刘玄靖等道士能够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服后成仙。对这种愚蠢的行为，当时谏官刘彦谟曾上书切谏，反被武宗贬出朝廷。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正值昭义镇发动叛乱之际，武宗竟在禁中建造望仙楼，企望步入仙境。会昌五年正月，又在南郊建造望仙台，并诏令神策军重修望仙楼及廊舍539间。
会昌六年三月，丹药炼成，武宗迫不及待地吞服而下。药服下后，武宗顿感不适，继而狂躁不安，喜怒失常，旬日间便丧失了说话能力。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驾崩，终年33岁。八月，葬于端陵，谥“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为“武宗”。
第二百一十章 宣宗李忱
一、宦官矫诏皇叔承统
唐宣宗原名李怡，即位后改名李忱，为唐宪宗李纯之子，生于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二日，母郑氏。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被拥即位，为唐王朝的第16代皇帝，在位时间共13年。
唐武宗会昌六年正月，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刚刚度过隆重而又热烈的旧历新年，整个长安城内还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在皇宫中却笼罩着一片紧张和严肃的气氛，新年之喜并没有冲走唐武宗的病，宰相李德裕眼看武宗病入膏肓，对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心急如焚。
唐武宗共有5个儿子：长子李峻，封为杞王；次子李岘，封为益王；三子李岐，封为兖王；四子李峄，封为德王；五子李嵯，封为昌王。由于这5个儿子年龄都还幼小，武宗一直没有册立太子，武宗病重之时，也一直没有提起过此事。宦官马元贽等人见武宗病重，便利用没有册立太子的机会，积极准备择立嗣统，以便将来能够控制皇帝，专权朝政。经过一番密谋和策划，他们决定立武宗的叔叔光王李怡为皇位继承人。于是，马元贽等人矫传诏命，说皇子年幼，无法临朝理政，特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全权处理国事。宰相李德裕等人对此虽然感到吃惊，但认为是武宗亲命，也不敢加以反驳。实际上，武宗此时已经不省人事。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驾崩。马元贽等人即奉光王李怡继位，改名为李忱，定年号为大中，史称宣宗皇帝。
宣宗李忱自幼严重口吃，平时很难见到他开口说话，看东西也和平常人不同，像痴呆人一样，宫中都叫他痴儿。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他为皇帝，正是因为觉得他傻，认为将来容易控制。哪知他即位以后，接待群臣，处理政务，一扫过去那种痴呆状。宦官和朝官们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是个有心计的人，痴是装出来的。
宣宗以皇叔的名义继位称帝，他不承认自己是唐武宗的继承人，而把自己看作是父亲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他指责哥哥穆宗是大逆不道，连他的3个儿子敬宗、文宗和武宗也都是逆子。因此，他即位后立即否定了唐武宗时期的一切施政方针，斥逐了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同党，将李德裕、李让夷的宰相职务罢免，改任和李党集团相对立的牛党成员白敏中为宰相。
白敏中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堂弟，他是靠李德裕的推荐才进入中央政权的，但却属于牛党一派，因此他担任宰相以后，便开始对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集团打击报复。白敏中首先指使自己的党羽李威罗织罪名，将被罢相的李德裕再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