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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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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他终究不能为圣贤】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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