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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有曰：此次的首、次辅之争，最为迅捷，胜负立见。大明一朝，此前此后都没再有过。
这一年，是隆庆六年，岁次壬申，因此史称“壬申政变”。此次政变以其短促、绝情、当朝首辅被处理之狼狈而著称。
对于当天张居正是否在现场，后世有不同看法。《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称在场，而据崇祯年间周圣楷《张居正传》考证，当时张居正仍在天寿山考察，回京时政变已发生。再看张居正本人的奏疏，则含糊了这一点，也似乎并未在场。而在六月十八日亦即两天后，才有太监传他进宫接受新任命的。朱东润先生独取后一说。
但我以为，以张居正在场，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皇帝发了怒，首辅丢官。这只出头的公鸡一被拔了毛，百官立即噤口。昨日之喧嚣，恍若隔世。倒是张居正接旨后，马上去找了病中的高仪，两人联名上疏，请最高当局收回成命，竭力挽留高拱。
他执笔的这个奏本，倒也直言不讳，说“臣等看高拱历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这是公道话。但没错不等于就不能被罢免，道义何时曾经斗得过权力？
张居正又为“陈五事疏”做了辩护，说是“其意盖欲复祖制”，“意实无他”，并没有什么坏心。而且是“与臣等彼此商量，连名同上，非独拱意也。”
因此，要罢，请把我们两人也一同罢了。他再次提醒皇帝，高拱是元老，“未有显过，遂被罢斥，传之四方，殊骇观听”，与先帝的托付相抵触。
这个挽留奏疏上奏于事发当天，道理说得相当到位。高拱与后世（包括当代）的绝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这不过是在演双簧。
上这个奏疏是为避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假戏似乎也不必做得这么真。所以，我就此疏的内容如此尖锐，不由得对张居正究竟参与了多少阴谋，有了一些疑问。
往事不可追了。还是来看政变的结果。
张居正上午上疏，下午得皇帝答复：“卿等不可党护负国！”意思是，你们不要搞小团伙。高拱，绝对是挽留不住了。
第二天，高拱依例前去“辞朝”，交代工作事宜。张居正见了，忙说：“我要为你请求‘弛驿行’。”就是请求享有乘坐公家驿车的特权。
明代高官外出公干，一向有此特权。驿车是大车，中途停歇又有人伺候，自是体面而又舒服。私人只能雇到小车，简陋而颠簸，路途上比较辛苦。别人都还在为政变而惊恐，张居正独独想到了这一点。
高拱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行便行矣，何弛驿为！”少给我来这套！
张居正不由呆住。高拱又讥讽道：“张公大可不必如此，你就不怕再下一道‘党护负国’的圣旨来？”卖友求荣啊，居然和皇上一块儿演起双簧来了！
张居正无法辩解，甚尴尬，只能说：“高公，你还是这个样子！”
高拱辞朝之后，就算正式卸了任。因圣旨有曰“不得停留”。因此早有锦衣卫盯着，立时三刻，马上就得出城回乡。
仓促之间，高拱在路边雇了一辆骡车，回家胡乱装了些细软，载着家人踏上归程。
张居正的提议倒不是多虑，高拱立刻就尝到了世态炎凉。因为首相垮台，大祸临头，家中奴婢因恐惧多半逃散，将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尽行卷走。又有锦衣卫的“缇骑”兵卒跟在车后，一路追逼催赶，把车上的行李包裹也抢夺一空。
出了都门二十多里，全家饥渴交加，才在路边一个野店歇下来，吃了一点东西。
时人叹：“大臣去国，未有狼籍至此者。”（《明史窃》）片言论获罪，如叱一奴！
宦海若此，生又何益！
不过，尽管中国哲学奉行“狗眼看人低”原则，终有几个忠直之士不怕天威难测，前往宣武门，与高老泣别。
这一日，正是立秋。
一路秋风，千里黄尘。谁人得识君？
清流诗人嵇元甫那时候尚年轻，与高拱交厚，送别高拱后，痛极，赋诗一首——
单车去国路悠悠，绿树蝉鸣又早秋。燕市伤心供帐薄，凤城回首暮云留。徒闻后骑喧乘传，不见群众疏请留。三载布衣门下客，送君垂泪过卢沟！
我没见过五百年的帝皇功业留在了哪里，但只见五百年的布衣友情永为佐证。
高老，有这一掬别泪在此，人生足矣！
却说高拱一家继续前行，来到了良乡真空寺，当地即有亲朋故旧闻讯赶来接风送饭。高拱心稍安。下得车来，随友人步入寺内，就见一小吏手持文书也匆匆跟进。高拱不由一惊：难道皇上又要加罪了？
一问之下，才知这是张居正派来的何文书。何文书把一个驰驿勘合（凭证）交给高拱，说：“这是老爷您的乘车证明。我们张爷早就票拟请旨准许您坐车，证明也早就写好了伺候着，圣旨一下，就给你送来了。”
话说得滴水不漏，在情在理。
高拱仍意气不改，瞟了一眼勘合，冷笑一声：“他怎么知道皇上一定会准？他怎么就知道不会再有‘党护负国’的责备了？他真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不成的！”说着，一句河南话就脱口而出，“这不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吗？”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不忿自己的老司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张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远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只可叹今之文人无状，为捧张居正，竟无端将高拱描黑成小丑，曲笔臧否，颠倒成篇。更有所谓“学者”，以拼凑专著哄抬张居正，竟将隆庆弥留之际紧握高拱之手的史实，篡改为“紧握张居正之手”。还侈谈什么知古鉴今？斯文扫地者，无过于今！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