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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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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h t t p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滚**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固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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