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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太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急急忙忙抬回大内，寿终正寝。“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他眼看着被火烧死，却没有让人去救（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尊老皇帝庙号为“世宗”。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原文如此）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五品官来掺合。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霸气 书库 ｜。。）。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因此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宾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作用。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有作用。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张居正诗）。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