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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次，我和他围坐在桌子旁画圈，他说：“你这儿错了，它不属于这个公司，‘或者’那个属于那边……”。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没有什么敌意，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出色人物——即使我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
对于现代的决策者来说，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证交会，并且和一个无足轻重的调查者谈起自己的案子——事实上这是给调查者提供信息——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乃至荒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这种念头，决策者的律师们都会提出抗议，并且无疑会限制他的这种举动。当代的精神总是处于犹豫之中，自发的行为早已让位于谨慎地墨守陈规，产生英雄的时代已经被一种对专门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们再也没有伟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贴贴的小蚂蚁。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个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愿意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活动的时候，他觉察到这些现代的辅助部队——不仅
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公关人员，顾问以及无数其他的顾问——不光在发挥协助的作用，还在进行控制。这些都是他很厌恶的事情，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来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个人魅力以外，人们对他的开诚布公也有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因为他从不争辩而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巴菲特并没有直接反驳塞德曼而是扔还他一块烂泥。
“拉里，”巴菲特终于说道，“你以你的方法来看，你是对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犯规行为。但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去做错什么事情。如今，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这个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着。证交会又把渔网洒向另一个领域进行捕捞——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组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恶梦一旦结束，他告诉证交会说，他渴望能简化他的事务：
我们希望拥有和现在一样，但少些混乱的企业。我确实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做的时候它显得很简单，而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师R。里克绍沙恳求了结此案。他辩解说巴菲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值得做这样细致的调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来毫无瑕疵的准备个人税申报表的记录与林肯的圆木屋相提并论。
自从他14岁开始为送报纸挣的钱交税以来，就一直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30年积累起来可以有数百万美元了，并且他的平均误差还不超过200美元。
1976年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证交会终于作出了处理。证交会正式指控蓝筹公司对韦斯科公司的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样，同时还为了阻止兼并（这也的确是事实）。它还宣称在3周时间内蓝筹公司曾人为地抬高韦斯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蓝筹公司同意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举动，没有对罪行的确认或否定，而只是此类事情的一种惯常处理。对于证交会认为在蓝筹公司交易中受到伤害的韦斯科公司股东，它将支付115000美元。
证交会没有采取敌对巴菲特的行动。但几周以后，它又派他去参加一个蓝色缓带研讨会，研究公司报表披露实践的情况。也许，证交会以此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前两年一直处于被调查的地位的巴菲特来说，这种待遇已经是非同寻常了。
仿佛一个带着重新做人的热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终于结束，也可以说是简化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他把蓝筹公司在原始资本基金中的份额脱手出去（已经翻了两倍）。从此他不再以FMC资金管理者的旁观者身分出现了，他把韦斯科公司和蓝筹公司合并在了一起 （他本来要买下整个韦斯科公司，但应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购进了80％）。经过两年的中断之后，他继续着手把戴维斯菲尔德商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兴的是，兼并活动把他和芒格之间的联盟关系规范化了。为了换取他的戴维斯菲尔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尔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时，巴菲特还把他的好友任命为副主席。芒格继续留在洛杉矶迫求一种零散的利益，但对于自己在伯克希尔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终很谦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多数点子都是沃伦出的。”他说道。然而对于像巴菲特这样一个偏狭的人，有聪明过人的芒格在远处观察战况，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并活动同样也使伯克希尔公司在蓝筹印花公司里占有了主要的份额。
实际上，巴菲特只剩下一个“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他没有任何别的投资组合，实质上也就是没有个人投资了。但是伯克希尔公司，这个被他从纺织行业的死亡地带里营救出来的企业，正是他的“个人投资”。
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尔公司的净价值从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巴菲特自行收购了保险团体、银行，股票组合以及他在蓝筹公司，喜诗糖果公司和韦斯科公司中占有主要股份之后，公司原来的样子都荡然无存了。
要是另一位决策者就会重新命名公司来反映出这些变化——也许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
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业。
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断地涌出。
10回到华盛顿
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
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