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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厄——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一种盲信，并且我觉得接受教条式的断定远比接受一些基于精神体验和精神实现的证据要困难得多。
让—弗朗索瓦——啊！这个，确实是的！
马蒂厄——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停地深受着种种思想和信仰的影响，我们将它们当成真实的，这是因为我们承认教我们的那些人的技能——他们懂得这些，这行得通，因此这应该是真实的。信任由此而来。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说都不具备能力以亲自证明科学真理。往往是这些信仰，如将原子设想为一颗围绕原子核并沿轨道运行的微小的固体粒子这种信仰，在科学家们自己抛弃它们之后很久，还在继续深深地影响人们的头脑。我们乐于相信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只要这东西与已被人们接受的一种看法相符就行，而将不符合这个看法的一切都视为可疑的。在静观接近这种事情中，许许多多的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对于精神真理抱有疑问，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将这些真理用于实践。许多事物，在人们明白了它们如何发生，或是在人们体验过它们之前，就是这样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正如西塞罗所说：“不能发生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能够发生的东西就不是奇迹。”
让—弗朗索瓦——但我还要谈谈这个事实，即在你刚谈过的那些事件中，有一种非理性信仰（foi irrationnelle）的因素。
马蒂厄——说“一种信任的因素”也许更正确，这种信任是建立在许多可观察的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些大师身边生活了多年之后，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教育之一，就是他们与他们所教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你曾向我提及某些教士的神奇经验。在基督教中固然曾有一些像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这样非常伟大的哲人，但我不认为每个教士、每个司铎，即使他们是诚实正直的实践者，都达到了精神完善。在西藏，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在修会里，而就在所有这些实践者中，这个世纪以来，也只有大约三十个哲人据说是达到了这种精神完善！正是通过总体上判断他们的存在，人们才得出结论，即这些哲人，在提供有助于人们认出一位精神继承者的指导时，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骗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像隐修士一样生活，既不求说服任何人，也不求表现自己。再说，为了显示佛教惩罚欺骗达到何等地步，我要补充说，违背寺院规矩的四个重大过失之一即是自称已达到了一个高级的精神水准，不管是哪一种。而在那个新生儿童身上认出了赫延采仁波钦的哲人恰好就是寺院法规的最堪为榜样的执掌者之一。他任命过成千个和尚，如果他自己破坏了他的誓愿，他就不能够授予人这些职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是由于对事业的完全认识和完全诚实，才公开他的想像，为的是再找到他自己的精神师傅。
让—弗朗索瓦——我不怀疑他的诚实！我揭露自动说服（auto－conviction）的现象。这种现象为人所熟知，并且存在于别的许多领域中。许多人自动说服自己相信了极权主义的有效性，而且常常是绝无私利的。如果那些巨大的极权制度——我根本没有将佛教与它们相比，佛教是完全相反，我仅仅是从自动说服的角度上说的……如果那些巨大的极权制度只是被一些白痴和坏蛋保卫着，它们就坚持不了五分钟！悲剧是，一些有着高级知识的人，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或者甚至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了极权主义的同路人。别的忠诚于极权主义的人，为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放弃他们自己的幸福和私人的感情。所以说，一个相信某一事物的人，他的绝对诚实从来就不构成一个确凿证据。这个验证使佛教的一个方面保持了完好，而佛教对于代表着一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我而言，仍然是属于不可证实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属于哲学、属于理性智慧。
马蒂厄——我相信，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中，当我们谈到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时，相当多的要点将为我提供证据，我希望如此。
让—弗朗索瓦——这也正是我希望的。
黑匣子里的幽灵
让—弗朗索瓦——通过考察佛教心理学，以及它与西方心理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我们被引导来考察意识和肉体的关系。这是古老的问题：人是不是一个复合体（pose），即笛卡尔曾谈论过的著名的“人类复合体”（pose humain），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由一个安放在一个肉体的内部的精神构成的？或者说，这种与其物质外壳分离的心理现象，就像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部分现代的神经生理学所断定的那样，其实只是一种幻象？
马蒂厄——在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间，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主导，即要研究精神的功能，就必须观察外部的表现并且尤其不要注意精神自身。人们说，精神不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这明显地排除了所有的静观接近。被研究的只是心理事变的外在表现，这种态度一上来即排斥了所有那些不引起行为的心理事变。况且，绝大多数的实验又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这种接近逐渐被各种认识科学（sciences cognitives）（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人为知识等）所取代。不论是在与认识活动接收外部世界信息（感知、交流、运动）的方式的关系上，还是在与认识活动独立自主（梦、回忆、心理图像、语言发展等）的方式的关系上，认知科学都给予心理状况以更为重要的地位。但就是今天，内省（introspection），即精神对于自身的注视，似乎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研究的方法。因为，人们一时还不能将内省的结果转化为可从物理方面觉察的现象。
但是，大多数的神经生物学者终于认为人完全能够摆脱“黑匣子中的幽灵”，即意识的概念本身，或被视为一种与大脑系统相分开的因素的精神的概念本身。根据他们的意见，神经细胞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在这里产生的化学反应和电现象足以解释我们所称的思想这样一种东西。精神的概念本身，甚至是非物质的意识的概念本身，于是乎变得完全过时了。最好的典范就是分散于大脑各个不同区域的复杂的神经元网。也许我们能称这种态度为“还原论的”（reductioniste）态度，因为它将意识恢复为一些化学反应和一种生物学结构。
让—弗朗索瓦——实际上，这种争论在西方要更为古老。如果我们回想十九世纪末，一个关于行为的学派就已经占了上风，行为学派（ecole behavioriste），或者说是从事人们在那个时代所称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que），并且主张意识不过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e），是附加在神经脑系统上的一种微光的那个学派。在这种观念中，人类存在者实际上是众多物理一化学反应和生物学反应的综合体。意识乃是这些过程的一种反映，但又对它们事实上并无任何影响。亨利·帕格森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反对的正是这个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一直统治着心理学的学派。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第一本书，即他发表于一八八九年的博士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以及后来在一九○○年发表的、他为这一问题而写的最重要最充实的书《物质与回忆》中，柏格森意在证明，意识只是一组神经生理学过程的反映，乃是错误的。意识具有一种不能被还原为这些过程的实在性。
这一争论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些作者，如名为《人是机器》的那本书的作者拉·梅特里，即发展了这一论题，根据这个论题，人不过是一组机能。十八世纪的另一些唯物主义者，如爱尔维修（在他的《论精神》一书中）、霍尔巴赫或狄德罗，都试图证明这一个论题。而在西方的背景下，这又是一个源自笛卡尔学说的相当古老的争论。笛卡尔认为，人的肉体，作为生物学上而言的人的肉体，并不存在。这是以广延（etendue）为属性的，是服从于外部世界的决定论的，而灵魂是某种与肉体完全分离但又能作用于肉体的东西。笛卡尔甚至将灵魂安置于头脑的一个腺体即松果体之中。所有那些伟大的后笛卡尔学说者，不论是斯宾诺莎、马勒布朗什①，还是莱布尼茨，都嘲笑这一正题。他们同意灵魂独立于肉体，但不同意它能作用于物质。并且每个人都发明了一些很繁琐、很复杂的理论，以解释意志的自生性，但它们全都一个比一个更不可靠。我意欲伸长我的双臂，我办到了；但这决不是因为我的灵魂作用于我的肉体，这是因为有两个平行的决定论。我们说，这个便是马勒布朗什的正题。而所有的人都试图找到一种答案以解释我们的意志（volitions）与我们的行动（actions）的表面的同时性。我非常简要地提及这些作者，是为了提醒，这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实际上，现代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已经以更大的确切性，终于达到了由一组神经生理学机能构成的神经元人的看法，而心理现象只是一种附加于这个总体之上，但又并不影响它的反映。
①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生于一六三八年，卒于一七一五年。其著作主要有《论追求真理》、《论自然及神宠》、《道德论》、《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谈话》等。其学说在宗教的意义上发展了笛卡尔学说。
马蒂厄——西方认为已经解决了“肉体与精神”的问题？
让—弗朗索瓦——当今科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已经肯定了反唯灵论的（antispiritualiste）论题，否定了那种认为在人体内——并且是在大自然中只在人的体内——有可能共同居住着一个精神本原（principe spiritual）和一个物质本原（principe materiel）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