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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性恋者不仅对自己的性倾向感到耻辱，而且看不惯那些满不在乎的人，觉得他们不知羞耻。
一位调查对象说：“听说XX被抓起来以后，跟人耍嘴皮子，大摇大摆又出来了，没有羞耻的感觉。在是我的话，就很害怕这样。”
“我是先天的，我也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相当满意。我是共产党员，有家庭，有妻子儿女，有社会地位，一旦被人知道了不得了。我还特别反感圈里人的一种倾向，就是爱说谁都是同性恋，什么这个演员也是，那个名人也是的。”
“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中，同性恋倾向在许多人眼中也仍是负面事物，是丑闻。由于社会长期以来视同性恋为异常，导致同性恋者自身也多有认为自己反常变态的；认为自己属于偏离正常状态的边缘状态，是不正常、不自然的。在自我价值评判方面，我们的问卷数据显示，寻求过治疗的人与不曾或不愿寻求治疗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大多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精神负担较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社会道德，是不正常、不符合人的本性的，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性倾向加以矫正，而且如果有了可以矫正的方法，他们也愿意加以矫正；后者的回答却基本相反，这些人对同性恋行为的价值评判我们在随后的几节中会详加讨论。
同性恋是疾病
以同性恋倾向为疾病的调查对象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但他们认定自己〃有病〃，但大都不认为自己有道德方面的罪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也没有负罪感， 因为疾病和罪恶毕竟是两回事，到医院治疗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或罪恶。然而他们往往抱怨自己命运不好，陷于可怕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在持有这类想法的同性恋者中，许多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他们一般都是看神经科门诊或去作心理咨询。
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曾去医院挂过号，跟大夫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感觉并不困难，在对我们的行为作科学研究的地方，气氛很不错。”
一位男护士说：“由于职业的影响和诱发，我不知不觉地患了一种同性恋疾病，由于当时年幼无知，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病情就慢慢地发展严重。1968年我退伍时已患病在身，而且病情在继续加剧，日渐恶化。在我无意志控制的情况下发生过同性恋行为。这本来是这种病症恶化现象，但是单位的一些人出于报复之心，硬把这种病症说成是流氓行为。他们对我大搞刑审逼供，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位同性恋者曾被搞到判刑入狱的程度，后来经医院开出“患有同性恋病”的证明，才得以解脱。
一位曾经求过治的同性恋者在问卷上写道： “本人曾和两位同性朋友有过性关系， 但那还是在5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出于好奇心。我一共有过四次性关系，往后一直没有过。哪知道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和同性朋友在一起，看到那些风度潇洒的同性们，我就想吻他一个。虽然我控制住了，但心里又无限向往。现在我已27岁，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性不能爱，异性不能爱，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但我又留恋这个世界。现在只有求得你们的帮助，尽快地想出办法，救救我们这些患者吧……”
另一位尚无任何同性恋行为、仅仅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就到心理医生那里寻求过治疗的青年在问卷上写道：
“我总觉得我很危险，可能会有一天去引诱别人。如果有一天有人来引诱我，我会轻而易举跟他去，因为简直要疯了。我很矛盾，内心一直不知所措。我不只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怎么办？”他认为自己属于“变态”，想纠正又纠正不了，在自己“变态”的欲望与自己承认为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之间痛苦地挣扎。虽然他还没有任何同性性行为，但强烈的心理压力已经使他的精神感到难以承受。
一位同性恋者希望去冒险做任何手术，只要能改变自己的性倾向，他说，只要有办法治疗矫正， “就是变成白痴，一切从零开始，我也心甘情愿。求您为我这个陌生男孩打听一下北京可有开脑洗脑的手术，求求您。”
有相当一批寻求矫正的调对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过“正常人”的生活， 这一求治动机在结婚压力大持方更加常见，例如农村。一位同性恋农民面临结婚的实际问题， 他在来信中说：“我长得很帅，在村里是有名的，所以有很多女孩子主动追求我，但都遭到我无情的拒绝。我觉得我好对不起她们。我曾试过跟女人做爱，看会不会改变。我去嫖妓，但我对女人还是当成朋友，没兴趣。我不知将来能结婚不能。我去看过医生，没有用。反正我在别人眼里像个变态人。”
一位到心理咨询部门求过治的农民在我们的问卷上写道：
“这件事是一件很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事。我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虽不多，但都很苦恼，又不好向人说明……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矫治。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还未结婚，一旦暴露，让异性朋友知道，可能又要吹。这不为此事正担心呢！希望快回信给我矫治吧！”
一位同性恋者到处寻医问药，想知道有无“治好的先例”，“成功比例大不大”，“顽固性的是否能治”等等，他说：“好在我如今正在自我治疗，当属于顽固一类。不过苦恼颇多，极少与人交流，又抱负颇高，些不求上进者，我是不屑与之来往的。我忍受着心底不被人理解的苦楚，缺乏安慰与交流。我的心灵是孤独的，是一片荒漠，没人了解，无人知晓。所以，我不通讯是渴望和自己喜欢的人效更需要彼此的慰藉和鼓励。目前，我正在朝着‘爱一个女人’的方面努力。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我也需要一个美好和睦而又完美的家庭。试想：没有性生活的家庭是完美的吗？所以，我早晚都会治疗的。”
有一位同性恋者极想治愈自己的“病”，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一再打听“有无治愈的例子”，表示“想做个生理和心理同样健康的人”。他甚至尝试自我治疗：“我曾试过厌恶疗法，就是每当心头有‘邪念’产生时，就用手指捅喉咙，每一次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就不由得恨自己骂自己：这是何苦呢！自我折磨。就这么生活一辈子吧。然而现实允许吗？！”
一位态度坚决的求治者这样解释治疗动机：
“我希望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与同性在一起，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性上都不满意，思想上觉得这种关系不能长远。即使社会允许同性恋存在，如果我不矫正，一生也不会幸福；如果社会不允许，我不改正就更悲哀。我在社会上遇到过一些年过半百的同性恋，觉得他们很可怜。这种事玩玩可以，不能扔掉家庭。所以我希望百分之百地去掉对岂的好感，我不会后悔。”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希望治疗的同性恋者对矫正的效果抱将信将疑的态度，有些人对“治病”还伴有内心的矛盾：
一位自认为是“病人”的同性恋者这样与道：
“有病总是痛苦的，无论这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于一个病 人来说， 最大的痛苦除了自身的病痛之外，那便是找不到一个能好自己病痛的医生了。 ”
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对“病人”的充分了解， “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来，帮助所有想进行矫正的朋友们来进行矫正。”
“我觉得摊上这个事真倒霉， 想自我克制也克制不了。但我没找过大夫，觉得行为疗法很可笑。大夫不是这种人，所以理解不了这种事。”
不只一位曾尝试过矫正的同性恋者说， 经过努力，矫正的措施并无效果：“在近一年中，我曾先后十几次去开设了心理咨询的医院求医，但没有任何结果。医生听到我要咨询性心理方面的问题时，脸上立刻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他的所有谈话都是模棱两可的，对我最后提出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医治问题，也未置可否！”
有的调查对象担心求治不成反而暴露出自己的性倾向，因而对治疗顾虑重重：“听说有行为疗法可以矫正同性恋，但我不敢去，怕治不好反而张扬出去。我想找大夫，但不相信他们。有一段时间想出国，到同性恋居住区去生活。”
还有些调查对象不是担心暴露，而是对〃治好〃之后的状况抱有疑虑和恐惧的心理：
“自从发现自己这毛病之后就开始看有关的书，书上说这是精神病，我就去精神科看病。大夫说有一种行为疗法可以治这毛病，而且为患者保密，不会让单位和家里知道。但是我心里很矛盾，既想治，又怕把这种欲望治好了，我对女性又毫无兴趣，那时对男对女都无兴趣该怎么办？”
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常常独自苦思冥想，痛苦万分，有时还想到一死了之。我希望会有一天， 我会像正常人一样幸福。”但他对“治好病”似乎信心不足，于是又加了一句：“或此病不能好，能找到一个如意的男朋友（真是求之不得）！”
由于目前医学上并无绝对“治疗”同性恋的办法，不少以为自己有病的同性恋者陷入了既痛苦又无奈的宿命论心境中，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我承认，我很压抑，并且非常敏感。在我进入青春期后，我便发现我与别人不一样。虽然当时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却非常清楚，我的确与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男人，却不喜欢女人！带着不能释怀的疑窦，我开始努力地看有关的书籍，竭尽所能去找这方面的书。只记得当时看了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知道这叫同性恋，是性取向的一种偏差，于是我便对自己进行深刻的长时间的反思，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无论怎样，我找不到自己忤逆天理的行径，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不曾有过，可为什么老天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