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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形之手监管，也要有形之手指导其使用。奖金、佣金之类的补充，可以减少监管及指导费用，但有形之手驱之不去。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之价与量跟物品之价与量是两回事。因此，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分离就比件工的情况更为明确了。
合约理论重于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传统上的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由无形之手处理，一石二鸟，一个价决定了二者。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回事，分不开来。以瓦拉斯（L。 Walras）为首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致内容空洞。瓦大师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有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也有不同产品的数目。上文的分析可见，没有交易费用不仅不可以分开两种市场，就是不同产品的数目也无从决定。
新制度经济学在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之上加上制度安排。市场合约是私产制度局限下的合约安排。这些合约安排的引进不仅多加了一大类现象需要解释，而更重要的是，不研究合约我们不能真的明白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关系。
我认为这一节提出的合约一般理论是成功地把收入分配、资源使用、合约安排这三者综合在一起，互相连贯，息息相关。是我自己从佃农理论开始一路推出来的，其中件工合约的研究帮助很大。＇奇＇＇书＇＇网＇
（这是我认为重要而自己满意的一节，写于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刚好是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九十大寿。）
（《经济解释》之九十一）
第二节：公司的成因
上节的合约理论大致上已解释了公司的成因，但那是个人的发明，不是传统之见。这里要与传统的或他家的综合一下，看看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出局。
英语firm这个字国内译作「企业」；我认为译作「公司」才对。企业可以只由一个人操作，但奈特（F。 H。 Knight）与高斯（R。 H。 Coase）等前辈的传统所说的firm，是指一个生产的组织，永远是指多过一个人的生产机构。中语的「公」字浅白，而「司」字的动词解「执行」，其名词解「组织」。Firm译作「公司」是适合不过的了。
一般经济学书本上所说的「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是生产理论，其要点是生产成本与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的话题，其「公司」是可以只由一个人独自生产而应市的。同样一个firm字，经济学者的理解相当混乱。书本上所说的关于生产与市场的公司理论，其实是生产或供应理论，弱点甚多，我在卷二──《供应的行为》──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卷三是分析制度安排的，「公司」在这里的看法是一组织（organization），其成员一定多过一个人。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奈特的芝加哥大学传统与高斯的伦敦经济学院传统了。这传统关注的组织问题很重要，曾经静寂过一段时日，但自五十年代的反托拉斯研究与六十年代的合约研究兴起后，从组织的角度看公司卷土重来，大兴土木，今天参与者甚众。是的，公司组织是今天新制度经济学的热门话题，文章目不暇给，不能尽述。这里我只环绕自己于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 lNature of the Firm）说一下。
英语firm字的来源不容易考究。今天是「确定」的意思；老一点可解作「签名」。高斯则认为firm可能源自法文fermier，后者解中间人或farmer（农民）。英语的farmout解「判出去」。据说英国早期政府抽税是判出去给中间人代理的，叫作taxfarming。这与雇用农民或租土地给农户有相近之处。可见firm这个字不是指一个生产者（producer），而是指一种处理或安排的方法，或一种组织。
谁是第一位经济学者以组织的角度看公司有待考查（高斯说可能是列宁），但我第一次读到有关的是奈特于一九二一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奈特之见，是公司的形成与风险（risks）有关。生产的收入不能预先肯定，一个企业家（entrepreneur）于是成立公司，把固定的工资给雇员，自己承担风险，获取产品出售的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剩余收入（residual earning）。这样，企业家是剩余的权利拥有者（residual claimant）。没有风险（风险包括讯息费用）就没有不能预知的剩余，而如果剩余预先知道，可看作企业家的固定工资，剩余不谈算了。
生产的收入不能准确预知是对的。一九七二年，艾智仁（A。 A。 Alchian）与德姆萨茨（H。 Demsetz）联合发表的关于公司组织的大文，也指出凡有公司，剩余收入必定存在，虽然他们对公司形成的解释是与风险无关的。
以剩余收入来界定公司有一个严重的失误，无可救药。如果一家公司的收入全部由分成或分账的安排处理，即采取「佃农」制，剩余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固定工资有公司，分成合约没有公司，说得通吗？我和你签约，合作生产，在政府有关部门注了册，获得牌照，给你固定工资是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家同意改用分成合约，公司的组织就不复存在吗？很明显，公司的存在不需要有剩余收入，这也是说不需要有风险了。
一九二一年高斯在芝大旁听了奈特两课，又拜读了奈特的博士论文，不同意奈特的公司阐释，写下了七十年后（1991）获诺贝尔奖的《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当年高斯二十岁，但该文六年后（1937）才发表。
高斯没有正面地从合约的角度阐释公司的性质。他的要点是公司代替市场。市场以市价指导资源的使用，而公司则以经理人指导资源的使用或员工的操作。高斯之见，有公司的存在，市场的运作就减少了。他的解释，是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的运作有交易费用，公司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而产生的。是哪方面的交易费用呢？高斯说主要是「发现有关价格」的费用，可以理解为厘订价格的费用了。
高斯当时很年青，对「订价」有高费用的原因说得不够清楚，而说从市场运作转到公司运作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骤眼看来有点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味道。高斯的公司文章很早就有名，但多年少受重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师友之间大都认为该文空泛，没有说什么。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用了不少时间与高斯研讨他那早期的公司文章，因为觉得该文的内容与我正在日夕思考的合约理论相近。但当时不大明白高斯的分析，说来说去也觉得不懂。我当时不懂的是公司代替市场这个理念。
一九六九年夏天回港度假，一天下午，在铜锣湾我坐在路旁一个生果木箱上让一个孩子擦皮鞋，说好是一元的。这孩子刚开始擦右鞋，另一个孩子走来，一言不发，把我的左脚放上他的木盒，替我擦左鞋。觉得奇怪，我问：「怎样算钱呀？」其中一个孩子答：「给我们每人五角。」当我跟发现他们互不相识，突然如中雷击，心想：「天啊！这就是高斯所说的市场了。」是的，如果我穿的不是同样的鞋子，而是一鞋一靴，交易一分为二不可能那样顺利！（按：后来香港政府禁制街上擦鞋，捕小孩如捕小贩！）
这个难得的小经验使我得到启发，以不同的角度重读高斯的旧作。当时我正开始跑工厂，查询件工合约。这二者的合并及跟的推理，促成上文提到的自己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文章，而更重要的是促成上节的合约一般理论。
修改一下，高斯提出的问题重要。在私有产权的局限下，一个生产要素的主人可以选择
（一）自己生产而把产品出售于市；
（二）把生产要素断权出售（劳力断权出售是奴隶市场）；
（三）经过合约的安排，把生产要素的某些使用权交给一个企业家或经理，换取（金钱）收入。公司的形成是第三项选择。很有趣的问题：如果私有产权不存在，因而没有上述的三项选择，我们不难明白劳力或员工要受管理人或上头的指导；但为什么私产劳力的主人，会放弃市价的指引，把劳力的使用权交出去而为人所役呢？后者是选取有形之手了。
不选择市价指导而选择为人所役──参与公司组织──理由当然是因为收入较高。但较高的收入从何而来呢？一个答案是经理的指导比价格的指导准确。但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经理要看市场作决策，其判断不可能比市价直接指导来得准确，更何况经理的服务是要收钱的。因为专业生产有利可图，要分工合作，所以组织公司吗？不对。专业合作生产有巨利可图是对的，但从我们分析件工时可见，原则上每个专业者的贡献可以有价，而安排合作的经理服务也有价。增加一点想象，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分工合作是不需要由多人组合而成公司来处理的。广泛一点看，整个市场永远都是分工合作，原则上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自己单人经营小企业，然后经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指导专业生产与合作事宜。
艾智仁与德姆萨茨于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大文（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就直指分工合作的重要，但在合作之际有人卸责（shirk），有人偷懒，需要监管（monitor）。他俩之见，公司是为利便这监管而成立的组织。也不对。卸责等行为是不履行合约的行为，而依照本卷第四章提出的履行定律，是因为每项微小的生产贡献没有被量度而订价。换言之，卸责等行为的本身是因为公司组织的合约安排不够全面，量度订价不足，不能尽靠无形之手。有形之手是因为公司组织而起，不是因为要监管而组织公司。
我认为高斯以厘订价格的交易费用过高作为公司的成因，大致上是对的，虽然在下节我会申述不容易知道公司究竟是何物。关于厘定价格的困难，我在上节补充了高斯的分析。这里还要多加一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