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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交易费用的高低，我们当然要从同样的产出或同样的资源使用来衡量。比较生产性质不同的交易费用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市场合约以私有产权为局限基础，而合约是参与各方同意的选择。说合约有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并不是说被采用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的。我说过了，人若言而有信，交易费用会大幅度地下降。但因为自私而失信，其引起的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合约的选择与竞争的压力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不可以改变自私的基本行为。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卷二分析过的香港玉器市场的例子。该市场因为玉石原件不切开才出售，讯息费用奇高，而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项。把原件切开才出售，讯息（交易）费用会大降。有竞争，玉石是私产，有不同合约的选择，为什么玉石原件刻意地不切开而增加讯息费用呢？
我的答案，是观玉石原件之外而猜其内的知识，是多年学习投资而得的私产，其应得的回报是不会在竞争下消散的。我是专家，你可能也是专家，玉石原件是我的，你要我切开才卖给你很容易：先给我一个开石价，开石后你买不买也是要付的。这样的议价有发生，但不多见。这是因为有不对称的讯息，讯息本身不容易订价。大家知道讯息不对称，要知道谁比谁知得多不容易，而要知道相差多少，或谁的知识比较值钱，就更困难了。
在私产局限下，选择合约安排以减低交易费用为原则，可以成立——上述的第二定律可以成立——但推理时要很小心。推上一层，产权制度也是安排。然而，选择产权制度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困难的问题，本卷第七章会尝试找答案。
（《经济解释》之八十六）
第五节：分成合约的选择
分成合约（share contract）是一大类，而农业的分成合约称佃农（share cropping）。毫无疑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量度费用与监管费用——佃农分成合约高于固定租金合约。那为什么佃农合约那样盛行，且历久不衰呢？这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这里再论佃农分成，小半是因为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半是因为问题重要。问题有深浅之分，深的可能无足轻重，浅的可能重要。最麻烦是重要的深问题，非答不可，但要花时日。上述的问题不容易，且牵涉甚广。与这里有关的重点，是如果市场在没有管制之下选择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那么合约选择就不能单以交易费用解释了。引进其它因素——例如风险（risks）——是可以的，但会引起许多其它问题。
一九三○年，卜凯（J。 L。 Buck）调查了中国农业后发表的巨著（Chinese Farm Economy），指出佃农收割分成时有如下的行为：农户很技巧地把一部分收割隐藏起来（例如把谷稻轻打几下，先取小部分谷粒）；地主选用对他有利的大秤；农户贿赂地主派来的代理人，等等。这些行为是固定租金合约不会见到的。当然，在竞争下，农户能隐藏的收成只是他比一般农户优胜的那部分，而地主代理所受之贿不能高于其它代理所受的。但卜凯所说的行为，是佃农分成需要量度而导致交易费用较高的证据。另一方面，前文提及，佃农的劳力投入意向低于固定租金的，虽然竞争是有效的约束，但地主或其代理较多视察佃农操作，中、外皆有所闻。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佃农分成比固定租金高。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分成可分担风险。这理念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说过的：风险难以量度，而以未来的收成变量（variance）量度，这变量预知就不能说是风险了。其二是风险的规避（riskaversion）。我不知道今天的风险学说怎样，但六十年代时，人的行为一般地要规避风险是流行的想法。举个例，如果投资有两个选择，一是回报率肯定是百分之五，二是可能是百分之十，也可能是零，机会一半一半。规避风险是选一而不选二。这与佛利民与沙维治（M。 Friedmanand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鸿文有冲突。佛氏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沙氏是二十世纪的统计学天才。二师合作，逻辑上解释了一个人会同时赌博及买保险。如果我们接受一般性的风险规避，赌博的行为要另寻解释。
其三也麻烦。以生产的预期变量（variance）代表风险，而如果分担风险是选择分成合约的理由，那么分成约订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变量是要下降的。然而，从一人独收到两人分成，每人的收入变量下降，但再多人参与分成，每人的收入变量不变。这是说，以变量量度风险，风险规避只可以解释两个人约订分成，但不能解释两个人以上，而农业之外的分成合约，多于二人参与的有的是。
毫无疑问，不预知或不肯定生产的未来收入是采用分成合约的原因，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想想吧，如果事前肯定产量、销售量与售价等，参与合约的双方或多方的收入分配，签约时就可以确定，以分成或固定租金处理完全一样，选后者，分成的较高量度与监管费用可以省却，大家得益。
说不预知或不肯定未来收入是风险，可以这样说。但不预知也可看为讯息费用过高。这是说，「风险」可以看作讯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我遇到的困难，是有些讯息费用（例如六个月后的天气）高不可攀，而另一些虽然支付费用可以多得讯息（例如产品的市场调查），但生产的人见费用过高而不支付。这样，讯息费用是不可以观察到的。后来在交易费用的量度上，我知道只要能排列不同情况的讯息费用高低，就是量度了。我们不容易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风险的高低，但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讯息费用的高低，并不太难。这是以讯息分析代替风险分析的好办法。
余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以「风险」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我们可用「规避风险」作为一般假设。虽然这假设的一般性有问题，但以讯息费用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规避风险的假设就不能用了。我们要说因为讯息费用过高而选用分成合约，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的解释，是收入不能肯定预知，约订固定的租金或价不容易互相同意，而更困难的是合约双方对未来不稳定收入的预期不同。不能同意一个预先的订价，分成合约就被采用了。这样推理，凡是未来的预期收入变量越大，或可以减低这预期变量的讯息费用越高，促使合约双方不同意预期收入的机会增加，这样，预先订价就越困难，而采用分成合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了。不是凡有不同意的预期就采用分成，因为分成合约的量度与监管费用较高。
示范上述的推理，让我首先举出比较简单的出版书籍的例子。出版书籍，作者所获的版税（royalty）是以分成率算的。要避免用亚洲的例子，因为那里好些出版商的销售量不尽不实。一般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版税是以零售价的大约百分之十为起点，跟销售量愈多，作者的分成率（版税率）会提升。版税率累进是因为书本的制作上头成本高，重印或多印的边际印刷成本下降。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是累进的版税率是因为书的销量不能事前肯定；其二是以百分率算（而不是每本有固定的金钱版税），是因为书的订价将来可能会更改。这是说，卖书的收入不能预知是因为
（一）销量有讯息问题；
（二）将来价格有讯息问题。累进版税率是双管齐下。
与这里更有关的，是出了名的畅销作家，其作品的起码销售量可以预先肯定，所以这级别的作家，书籍出版前可先获一笔酬金，然后再算比较低的版税率。这常见的现象是含意畅销作家的讯息费用较低，比较容易预先订价。
转到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情况就远为复杂了。是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租出去给生产的使用者，其使用费也称royalty。这里的使用费可能是按期或按件计的固定收费，但往往是以产品之价的一个百分率算。后者百分率有时是按产量累进，有时是累减，有时是不变的。我曾经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取得近八百份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patent license）。
很遗憾，助手和我研究了很久，也找不到有规律的图案让我们试作解释。困难多得很：大部分的发明行外人不知是什么；合约长篇大论，太多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一般是不同的行业，局限情况各各不同；发明专利的使用，往往需要商业秘密的协助，而秘密是什么外人不易知道；合约有期限，到期续约多有更改，而我们拿到的某发明的某租用合约，既不知前，也不知后。求教过专于此道的律师，但他们通常是专于行业，且收费不菲。
研究发明专利租用合约的大失败，赢得两点比较肯定的小收获。其一是固定收费与不同百分率收费的合并，合约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用以鼓励或约束不同行业因为交易费用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履约问题。其二，以率分成是收入不能预知而起，但因为从分成的量度中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知道市场的情况，续约时可凭较多的讯息改约。
分成量度收入使合约双方都知道生意情况。这讯息是续约时的指南，使调整分成率或租金，又或终止合约，都多了依凭。零售行业是个好例子。很多大商场或大百货公司内，零售的散户是要付一个较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再加一个总销量的百分率。后者分成是不同类的物品用不同百分率的，而不同商场的同类物品，其分成率往往不同。
分成合约必定容许业主审查销售的总收入，虽然收入不能预知是采用分成的起因，但时日的经验使收入的讯息下降，业主观市场大势，再与租客议订续约时的基本租金及分成率的变动。一般的经验，是零售行业的销售量永远不稳定——今年大好，不代表明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