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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的自然之善，不认为自然是具有神性的，也不把生命的力量奉若神明，情感生活的狂热与我格格不入，不承认美与艺术的绝对首要地位。
通常，浪漫主义被看作是自然、人的本性、人的欲望、感情对理性、道德、法律、文明的永恒的和一般的义务原则的抗议。 我提出的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种的，我从来不讲“自然”
的抗议，本能对理性和社会规范、法则的抗议，而是讲精神的抗议。 我承认精神的首要地位，它居于自然之上，居于社会和文明之上。 自然——不是改造了的自然——是必然性，它服从因果联系（康德的定义）。
精神则是自由，我一生都致力于反对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的权力。我不很喜欢德国的浪漫主义、Ｆ。施莱格尔①、诺瓦利斯②甚
①施莱格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７２—１８２９）
，德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作家。 耶拿浪漫派的主要理论家。 德国梵文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译注②诺瓦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１７２—１８０１）
，德国诗人、哲学家。耶拿浪漫派代表。提出直觉辩证法、大自然普遍符号论、万物两极性并相互转化（“魔力唯心主义”）等观点。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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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９０１
至谢林和施莱尔马赫，他们的“有机的”东西之理想化与我格格不入，我认为那是反动的。自然的概念完全是有条件的，它是作为反对令人难受的唯理论和文明规范的象征来使用的，是作为揭示创造的个人权力来使用的。 然而，我决定宁可使用精神象征的概念，而不使用自然的概念。应当声明，我是把自然放置于恶梦般的社会与文明的法则之上的。 我的浪漫主义是自由的浪漫主义。 我准备把浪漫主义结合到为将个体性从合法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否定性斗争之中。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理解解放的肯定的目的。 浪漫主义者不了解真正的个性原则和自由原则。 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对面还存在着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使我一生感到苦恼。 准确地说应当承认，我的固有本性宁可说是古典主义的，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如果保持这些术语的话。 但是，这要求较大的个体性，要求浪漫主义概念受到某些限制。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我的生活和认识道路上，我和大多数浪漫主义者是有区别的。 我以全部生命探索真理和意义，对我来说，“什么”
比“怎样”更重要。 但是，我认为真理和意义并不是理性法则和规范。浪漫主义类型的人极力体验心醉神迷的激情状态，而不管这种状态是否和获得真理和意义有关，这是感情生活的狂热。 对我来说，只有那种以“什么”为明确目的，以真理和意义为明确目的的狂热的感情，才是有价值的。 情感的迷狂本身甚至令我厌恶，最大的狄奥尼索斯教的行家依万诺夫把酒神精神规定为神魂颠倒，对于酒神精神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和无区别的“什么”。这于我一直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浪漫主义者所固有的泛神论倾向对我也是歧异的。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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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自我认识
时候我都不想溶于原初环境之中，不想溶于宇宙环境或者社会集体的环境之中。我有过于强烈的个性感和自由感。由此，伦理因素的意义一直是和个性、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一直和我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存在分歧和冲突（对此我还要讲）。这样，我的孤独也就是很难克服的。 对我来说，“自然”
“生活”
“本能”
“集体环境”都不是上帝，真理才是上帝，真理高耸于一切之上，但是，真理可以是呈人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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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
我觉得不可能坚持这本书的原有计划，也不能完全按年代来写。当我脱离了贵族——特权阶级的世界以后，首先陷入孤独状态，我觉得，无论和谁都没有共同点，遇不到在精神上和我相近的人。 在精神道路的开端，我没有遇到给我以影响的人，我主要和不嫌弃我并给予理解的女人变往，女人是我的主要崇拜者。 我不使用“追随着”一词，因为我没有信徒。我已说过，无论何时我都没有对同志的喜爱，也没有同志，但是当我走出孤独状态并走入社会的、革命的世界时，我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因素。 我的本性中是何种根据战胜了我，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呢？是我的革命性。 这种革命性在现今惨无人道的世界里在增强。 我的这种革命性是复杂的现象。 我的革命性大概有和俄国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不同的另一种性质，它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性，是精神的起义，也就是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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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我认识
反对奴役，反对世界的荒谬的意思。 我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政治革命者，在我们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积极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义来反对这种政治革命，有时，我觉得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我一直有着两重性，我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贵族的天性。 奇怪的是，这种两重性从没引起与我的性征相反的相应分裂。我从小就不能接受世界的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东西，我总是由这样的特点中看到自己革命性的根源。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革命性宁可说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这是个人的起义，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起义。 在我的禀性中永远具有造反和抗议的因素，这种因素反对革命中的奴隶制。 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紧张时刻，有一次，一个对苏维埃政权持机会主义的适应态度的以前的革命家对我说：“按本性来说，您是革命者，而我完全不是革命者。”很明显，他指的是我的不调和性，不适应性。 不依赖性和不适应性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没把它当作什么特殊的优点。 当人们对我说我的某些文章和某些观点是勇敢创新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奇怪。 对于所谓的“社会舆论”我终身都是绝对蔑视的，不论它是怎样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过它。 对我来说，甚至不存在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问题。 很难用政治来说明这种“社会舆论”方式的特点，革命的政治有自己专横的“社会舆论”
，由于这种“社会舆论”
，奴才们便依附于职业革命家。实际上，我厌恶那种把人的存在抛于它自身之外使之客体化的最可恶形式的政治，它永远是建立在恶的基础上的。不过，这种对政治的厌恶并没有使我逃避这个世界，而是渴望翻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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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３１
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在一定的阶段，政治是控制人们的虚构物，是吸吮人们鲜血的寄生疣物。 纯粹的政治革命使我嫌弃，不仅由于它的实践斗争手段、否定自由等等，更是由于它不是精神革命，精神被它完全否定掉或者成了废物。 这个世界的所有政治上层建筑都是适合于平凡的普通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人群的。 国家、客观化的道德，革命与反革命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同时，还存在着真理，存在着全部解放的神圣之光。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缺少能够改革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精神力量（或者这种力量很弱）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全部国家和全部革命，全部政权组织都落入世界公爵的权力控制之下了。
G很早我就有这种意识：世界、社会、文明都奠基于谎言和恶之上。 我读了许多历史书，这些读物对我来说是折磨人的，虽然我承认历史的意义并且把历史哲学看作自己的专长，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罪行和谎言的，对神圣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于我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时期我曾努力去承认某种神圣的传统，但这对我来说总是不成功，而且引起了厌恶。我在精神上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在启蒙、批判和革命的世纪之后出生的人。 我克服了“启蒙”的理性主义，但这种克服是黑格尔所说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
，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停留于“启蒙”
或者装作停留在这个界限上。２０世纪初的某些宗教学说装作处于朴实的、前批判的自发时期，摹仿人民的原始主义。 我的非理性主义或者超理性主义是通过“启蒙”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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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自我认识
的，但这种“启蒙”不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说意义上的，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康德形成了“启蒙”的永恒真理，他的自律学说就是与此相联系的。我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反权威主义者，任何专横霸道都不能使我就范，在我开始起来对周围的社会造反时，托尔斯泰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任何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在这个词的固有意义上）
，我甚至不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他们格格不入。 只是在我身上有托尔斯泰的“疫苗”
，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全部生活中。 它表现为我对于所有假圣人的和假伟大的历史的鄙视，对于历史上假圣人的蔑视，也表现为我深信全部文明的和社会化的生活及其规则、繁文缛节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的生活。 不过，我同时还具有历史感，这却是托尔斯泰所没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说：“从本性上说，人是预先被规定于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如果谁按自己的性质说不是国家的某一部分，他就是一个鄙夫或者是一个超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服从任何事物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低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也不认为自己是高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但是我很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这表现了古代的意识和基督教历史时期的意识的巨大差别。 同样，这也是俄罗斯人和西方人的差别。 俄罗斯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人们所采纳的那种世界秩序。我很早就感觉到与贵族社会的断裂，我脱离了那个社会。对我来说，那个社会里的一切都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