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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如说我进行了反对它的斗争，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但是，消极的善良我是有的，但它是和巨大的冷漠感结合在一起的。 我一直是思想优于感觉，想象优于感情，不过，自己的思想是有感情甚至激情的。 怜悯和关怀在我这里是和利己主义的自我保存结合在一起的，我常常躲藏起来，逃避可能引起的大的苦难，我蔑视自己这个特点。 这是违背福音书的遗训的，我的同情心不是美德，而是软弱。但是，我很喜欢并且很高地评价在人们生活中积极的、放射出光芒的善良。 我认为同情是和关怀相联系的。 我是一个关心人的人。 我经常为亲人而不得安宁，不能接受关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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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自我认识
死亡的念头，我过分夸大威胁他们的危险。 我十分关心我的双亲，关心自己的侄儿。 有时我的关心采用了人们难以接受的形式，认识我的人很难相信，我竟然关心到那种程度。 我经常压抑我的关心，我觉得我的关心依赖于人是否已经死亡。死亡和人的期望落空，人的感觉麻木都会引起强烈的同情。 所有的离别都会引起很大的同情，关于过去的、无法挽回的、意识到对自己不公正的，其他人特别是自己的亲人遭到灾难的很多回想，都可引起很大的同情。 当看到受难而得解脱的动物的眼睛时，我常常体验到一种灼热的、穿透性的怜悯。 我容纳了世界的全部不幸。 我经常感到人是受到死亡威胁的，是走向死亡的，即使在青少年时代也是有病的，受难的，失去希望的。 我觉得怀着无法实现的期望的人和走入世界的动物最值得怜悯。 我不自认为是多愁善感的人，我身上有冷漠，有和多愁善感对立的东西。 我是过于知识分子化的人，我的同情心与其说是心理特征，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特征。 可能，在我身上能发现佛教的东西，这是悲惨的和苦难的世界存在的第一感觉。在我的本性中有悲观主义的成分，但它不是唯一地和完全地掌握了我，我对幸福的态度与此有关，我从来不相信在这个（宙）
①中可能有幸福，我常常想，我R N P不希望幸福，甚至害怕幸福。 所有的快乐在我这里都伴随着罪恶感和某种不道德感。 我害怕生活的幸福时刻，不能沉湎其中，而是逃避它。 我经常在禁欲主义潮流（不仅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而且包括托尔斯泰主义的禁欲主义和革命的禁欲
①宙：地质史上形成“宇”一级地层的时段，包括若干代。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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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忧郁。 自由。 造反。 怜悯。 怀疑与精神的冲突……５６
主义）和生活的喜悦、爱情、艺术、美、思想的胜利之间犹豫不决。 我经常和世界冲突，想转到“修道院”
（当然是象征性的说法）中去。 作为哲学家的我，幸福概念成了空虚的和没有内容的。 幸福不可能是客体化的，对它不能使用任何的量来检测，它也不可能是均等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别人是幸福还是不幸的。 我对纪德在他的《地球上的食物》中所表述的心境理解得不好，我只看到了清教徒和对他们生活的禁令的斗争。有人说：人为幸福而生，正如鸟为了飞而生一样。我不这样想。 幸福主义的道德是错误的，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所必需的不是幸福的权力，而是每一个人的价值，是每个人不应转化为手段的最高价值。 正确的是康德，而不是幸福主义，虽然康德用形式主义扭曲了正义。 人格主义与幸福主义是对立的。 与自己的功利主义相对立，Ｊ。
Ｃ。 穆勒曾说：“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忘恩负义的人要优秀得多。”贬低人的价值，把价值当作人的最低的东西，这是难以接受的。人的苦难引起怜悯与同情，但是，为人的价值而斗争，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状态而斗争则伴随着痛苦与折磨，这是道德的二律背反，在我们的世界中是不可克服的：必须同情人的苦难，怜悯所有活着的人，但又必须接受这些苦难，这些苦难激起了争取实现人的价值、人的爱的斗争，激起了为人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我一生都体验着这种冲突，这是在同情和自由间的冲突，在同情苦难和接受苦难（苦难承担着最高价值）之间的冲突，在降临和上升之间的冲突。 我一直具有同情心，可以把它称为社会的同情心，这和我的社会主义共鸣有关。 我本能地不喜欢世界上伟大的、主宰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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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有第一位的、显贵的和富有的、享有特权的人。 我甚至一直躲开这些人。 当这些人值得同情时，我对他们的同情也是令人不快的。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ｒ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怨恨）是我绝对厌恶的。 大概我可以这样说明：我本来属于享有特权者的行列，来自统治阶层，我一直比较同情受压迫者，受迫害者，穷人，但也一直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的私人生活一直保留着特权地位，当然，这种特权地位不包括财产和权力，我没有任何的财产，也没有任何的权力。 但我的外部生活仍然残留着老爷气派，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即使夸大了我的物质手段时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老爷式的生活毕竟是温和的和简朴的。 一直令我惊奇的是，在与平民百姓交往方面，我比其他知识分子有更大的能力。 在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基辅的一些敌视知识分子的工人对我则很好，把我和其他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在被流放到沃洛格达时期，我是流放者中唯一和流放者中的狡猾之徒有交往的人，别人则都很怕他们。 这是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中的一个竟然成了我的朋友。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和人民中的寻神派的交往。 对此后面再加以叙述。 很多知识分子都力图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却一直做不来。以至我任何时候也不自认为是民粹派，对此我过于把自己归于马克思主义派了。 应该坚决地说，力量和世界荣誉的诱惑打动不了我，我完全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同情心和自由存在着冲突，这是下降和上升的冲突，同情可能导致放弃自由，自由可能导致没有同情心。 人的道路上有两种运动，沿着上升路线的运动和沿着下降路线的运动。人升高，趋向上帝，在这条道路上他获得了精神力量，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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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着价值。但是，他想起了仍留在下面的、精神上软弱的、没有可能拥有更高价值的人，于是他开始下降；以便帮助自己的兄弟，和他们分享精神财富和价值，帮助他们上升。 人不能也不应当在自己从世界往上飞的时候，取消了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 任何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 为了永恒的生活，只有总的拯救才是可能的。 自由不应当是放弃对亲人的责任，同情、怜悯提示的是这样的自由。 在其他地方我还要讲到同情与创造的冲突问题。 在自身我感到来自托尔斯泰的因素和来自尼采的因素的冲突。 有一年，我感到“尼采的”因素是强有力的，但最后，还是“托尔斯泰”的因素更强有力。 我一直不同意从同情出发而放弃自由，在我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存在某种激烈的东西，但我不能忍受那种残酷的、转化为强力意志的自由。 实际上我一直在想，基督教扭曲成迎合人的本能的东西，是为了证明自己违背实现基督遗训事业之正确，为了证明它拒绝基督教革命，拒绝基督教的价值变革之正确！基督教不仅没在生活中实现，而且一直用人类本性之罪孽来辩解。 但是它扭曲了自己的学说，直至它变成教条主义，“”
（第一位的）居然根据基督教学说B S M T S来论证自己的地位。基督徒的无耻行径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基督教一直被我当作慈悲、同情、宽恕、人性来接受的，但是，从基督教居然作出最无人性的结论，这种结论鼓励人的残忍本能。 这里又回到了上升与下降的题目上来。 一条上升的路引导人成为“”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基督教的不可思议B S M L T S的与众不同的见解）
，“”
，也就是达到精神顶点者（这B S M L T S里我说的不是一般情况下，按知名度、财产和权力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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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到达顶点时，便成了“最终者”
，这对于“上升B S M L T S者”
来说是严重的警告。为了不成为“最终者”
，需要往下走，需要积极地爱他的近旁的人，爱后面的人。 因此，基督教是奠基于上升运动与下降运动、自由与同情、钟爱价值与本质和热爱他人、热爱神圣的高峰和热爱痛苦的下界之结合。人们保卫自己利益和地位的敏锐竟达如此程度，以致使基督教变形并使复仇的原始本能升华。 这引起我很痛苦的矛盾。 我毫不怀疑，极残忍的本能使关于永恒的地狱之苦的残酷理论变形。 很多“正统”的基督徒重视永恒地狱之苦的观念，他们喜欢它。 他们相信地狱之苦威胁的不是他们，而是对他们有威胁的旁人。 永恒地狱之苦的观念有很大的社会学意义，这种观念帮助管理人民群众，抑制他们残暴的和罪恶的本能，但是，当基督教的欧洲相信这种观念时，却运用得很不好，用它去迎合了占统治的“”的本能和利益。我B S M L T S的头脑中常会产生这种想法：如果当基督徒们相信地狱之苦的恐怖，教会人士便以革除教籍、减少圣餐、死亡和永远的折磨相威胁时，我们能以意志战胜暴力和统治，战胜财富和人对人的剥削，那么，历史的构成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同时，地狱之苦的观念主要还用来威胁异端，威胁对理论的偏离，对教阶制的不服从，威胁公认要处死的罪过，甚至用以威胁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 这也是基督教世界历史上的不幸后果。 但是，尽管永恒的地狱之灾观念本身是恶的和残忍的，它却是复杂的哲学问题。 实际上，对人的生活来说，它没有什么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价值。 它把生活变成为以无尽的苦役相威胁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