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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周刊》：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
刘：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党委是对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
刘：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
刘：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刘：对，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
刘：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不过，他们要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也许不会给我送钱，或者送的金额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
刘：１９９４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刘：收了１０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那时的确存在侥幸心理。
《廉政周刊》：这些人为什么向你行贿？
刘：一个是要发展业务，另外一个希望资金周转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从来不拒绝吗？
刘：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刘：你让他赚那些钱干啥？他已经赚得够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
刘：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
《廉政周刊》：不会是因为缺钱吧？
刘：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
刘：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
刘：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认为钱多了将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以为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积累点资金将来退休以后干自己的企业，这是第一。第二，我没能战胜自己，也就是说没能战胜自我膨胀的私欲。
《廉政周刊》：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
刘：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
《廉政周刊》：总的有多少钱？
刘：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
《廉政周刊》：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里用得到钱。
《廉政周刊》：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
刘：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廉政周刊》：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咋不产生影响呢？本来我是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的。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他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价格压低了至少可以缩小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５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５０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
《廉政周刊》：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
刘：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我对不起酒厂干部职工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对不起他们。
《廉政周刊》：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
刘：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
刘：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
当时在干部会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衡量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企业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第二，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第三，职工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却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
刘：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查我，对我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将更大。如果企业的销售额达到１０亿元以上，这些客户送的钱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刘：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也陷入了飘飘然。另外，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比如拜金主义也在影响着我。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所以当时思想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18章 第一情妇
有人说“企而优则仕”是国企界的潜规则，许多国企老总热衷于捞取政治资本，以求“红顶护身”。头顶政治光环，不仅更加威风凛凛，而且可以让身边的监督者望而止步。
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县委副书记、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在腐败的举报声中，刘俊卿边腐边升，贪官头上的“顶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一个酒厂负责人何以谋就如此高位？双轮集团知情人士透露：虽然刘俊卿对下飞扬跋扈，但对上级却是奴性十足。对于上级领导交办的事，刘俊卿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只要领导开口要钱，刘俊卿绝不会食言。
平步青云的刘俊卿甚至让人在双轮集团酒厂门口竖起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巨像，像中刘俊卿面带微笑，向群众挥手致意。为的是一进到厂里就能感受到他的威风和光芒。面对这一巨型雕像，进进出出很多领导，也得行注目礼，竟然几年时间无人言撤，直到刘俊卿出事后，才被悄悄拆除。为了显摆自己经济功臣和政治新贵的双重威风，刘俊卿还佩了一支手枪，一时间长枪短枪成为集团班子成员的新宠。有了枪，刘俊卿就找到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刘俊卿好酒，每当千杯嫌少，酒兴冲天之际，刘俊卿就要放几枪以示庆祝。于是，厂里职工只要一听到枪响，就知道刘俊卿第二天的心情一定很不错，因为夜酒喝得很带劲。
正如刘俊卿在法庭最后陈述所说，面对企业蒸蒸日上他心理失衡了。没有他，就没有双轮集团的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收点钱、拿点礼，就像礼尚往来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后到底收了多少钱，收了哪些人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刘俊卿本人都说不清楚。
而这些钱又让他的道德更加沦丧。安徽省纪委在2004年8月19日第一次通报刘俊卿案时，就说他长期包养*，私生活极其糜烂。在案发前，刘俊卿的生活作风问题，就一直是当地群众议论的焦点。
在庭审中，刘俊卿坦陈他的生活里从来都没少过女人。而据说他的情人有七十多个。庭审中，只有几个情人“浮出水面”。熟悉刘俊卿的人说，刘俊卿有个弱点，就是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经常为了讨好女人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来。很多人都知道刘俊卿的这个特点，于是想找他办事，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是通过走他情人的路子来个“曲线救国”。
权力过度膨胀后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刘俊卿的故事注定也离不开女人。刘俊卿年轻时就显示了自己*的一面。
刘俊卿是1975年结的婚，到1979年，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开始追求小他6岁的“高炉街上一枝花”张兆侠。
刘俊卿一次在饭桌上谈到过他追张兆侠的经过。张兆侠在高炉中学上初中时，就个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惹得小男生们没少往她书包、课桌抽屉里塞纸条。张兆侠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街上摆了个炸油条摊点，张兆侠经常给母亲打下手，偏偏就被刘俊卿给盯上了。贪婪张兆侠美貌的刘俊卿没事就往张母的摊点跑，没话找话地和张兆侠套近乎。张母看出了苗头，就不让张兆侠再上街帮忙了，刘俊卿居然使出翻墙招数，向张兆侠表白自己是多么的爱她。还别说，张兆侠渐渐喜欢上了能说会道的刘俊卿。高炉镇就那么大，张母怎可能答应宝贝女儿和有家有口的刘俊卿交往呢，就坚决反对。刘俊卿就整天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