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0年以后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驴子”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得出的结论是：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
有人还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要养活的官太多了（而且多是贪官），山东的一个贫困县有一个正县长，六个副县长，十五个县长助理，这些严重超负的官员大概是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然后等着发工资。偶尔还假公济私一下。就算他们个个是清官，每年的俸禄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贫困县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大盖帽太多了，“九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著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
因为官员太多，那中国的行政成本自然要高居世界第一。有人专门做了统计：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2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20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2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也有专家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每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中国的官员队伍太过庞大，吴天然当然心知肚明。可这能是公务员的错误吗？说到底，这是中国的体制和传统文化造成的。官本位让太多的精英们陷入到官场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是这种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只管骂，中国的官员他妈的太多了，占住茅坑不拉屎。
但很多在骂中国官员太多的人，如果让他当个芝麻官，或让他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那他又会是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啊，就是这样。
另一个误区是，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就断定中国的官员大多是贪官。有人甚至说是“无官不贪”。
近些年民间流传相关民谣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隔一个枪毙有漏网的，统统枪毙有冤枉的”这段。还有一些知情人私下说，“某X长幸亏退了，他枪毙都不冤枉”、“幸亏XXX副市长退居二线进人大（或政协）了，要不，他绝对吃不了兜着走”等等的“流言蜚语”。
有人说一个官员，稍一犯事只要一追究，十有八九能搞出另一番名堂来，叫让他瞬息间从人敬畏的高位跌入犯罪的低谷。于是一件与贪腐风马牛不相及的平凡小事，一不小心被不明真相但眼睛雪亮的草民抓住把柄，往往顺藤摸瓜有可能成了一桩别有洞天的惊天腐败大案，或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连环案”。
有些人还举了一些例子谈现今贪官之多所独创的贪案的霓虹斑斓般的传奇色彩：比如小偷偷出的贪官、地震震出的贪官、楼房塌出的贪官、豪赌牵出的贪官、敲诈讹出的贪官、大火烧出的贪官、肇事逮着的贪官、管裂渗出的贪官、嫖妓裸出的贪官、‘二奶’咬出的贪官、单据丢出的贪官、出恭漏出的贪官、拆房露出的贪官、他杀牵出的贪官、矿难砸出的贪官、罪犯咬出的贪官、滑坡流出的贪官，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了。
更有甚者，有人语出惊人。现在当官的太贪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共产党治不了“贪”，治贪亡党，不治贪亡国。听了这些，着实让吴天然震惊，难道中国的官员在国人的心目中真的成了这样一个形象吗？
吴天然深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做官难，做好官更难。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279章 高压锅
在非典期间，吴天然又忙又累，着急上火，竟让他患上了一种虽小却难以启齿的怪病。那就是他现在的屁格外多，声音格外大，自己还没办法控制。越是关键时候，屁声越响亮。这让吴天然既无奈又难堪。在家里还好办，有屁他可以尽情地放。但在机关，在众人面前，那就不好办了。有时候，正在开常委会，他还没有开腔，屁就抢先来了。没办法，他只好稍稍抬起屁股，强忍着，让屁悄悄地、徐徐地放出。
放屁事件让他这个县委书记苦不堪言，这都是非典惹的祸。由此及彼，吴天然就又想到了中国官员的压力、悲哀与可怜。
中国官员工作和生活在又“多”又“贪”这两大误区中，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吴天然曾看到过一份研究资料，称在中国十大压力最大行业中，公务员居首，矿工垫底。
对于这样一份调查结果，吴天然认为它很不全面，也不太精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公务的压力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近有一项大型的权威调查显示，中国公职人员超重或肥胖者占40。7％，脂肪肝和“三高”问题患病率比普通脑力劳动者分别高出4。4％和3。2％。公职人员常见慢性疾病分别为颈椎疾病34％、咽喉炎28％、痔疮24％、慢性肠炎20％、脂肪肝20％。
令人关注的是，公职人员4个人中竟然有1个人患有痔疮，这一比例比接受调查的其他人群高出9。5％。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58％的公职人员“每日久坐办公5至8小时”，与公职人员长期伏案工作、缺少体育锻炼等职业特性有关。
还有一项民间对中国公务员进行的新调查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98。5％的公职人员健康状况不佳、体态臃肿、脾气暴躁，基本上全都是亚健康者。四分之三的官员说自己脖子疼，60％的人觉得眼睛酸胀。精神方面，49％的人感觉很疲倦，觉得“萎靡的”的比例和此相当。男性公职人员比女性健康问题更严重。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上述三份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公职人员可能比普通老百姓面临更大压力，因为他们要承担额外的领导职责。报告指出，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很难，而这种情况又因睡眠不规律、饮食不健康而加剧。
在吴天然看来，压力大已成为这一群体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状态下，工作能力较差的官员，心理常难以健康；官欲太重的官员，心理很难健康；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而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干部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吐露了“压力大”的心声，有人甚至调侃地得出了干部的“五死”结论：“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
吴天然认为，当前中国官员的主要压力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领导干部的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原有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
二是领导干部的社会关系压力。本质上折射了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三是领导干部的私人生活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
在职业压力方面，业绩的显成效与责任的潜风险，折射发展模式转换的严峻性。
一是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是在快节奏、高旋转的社会变迁下形成的。一些官员在面临大的任务和事件时，吃不下、睡不着，精神紧张，急躁易怒。不少领导干部在初次遇到分管工作范围内突如其来的事故时，心理高度紧张甚至恐慌。当工作目标难以实现时，就会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紧张失眠、自信心丧失。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思路不宽，工作方法不多，位次靠后，心里又平添很多烦恼。
二是能力恐慌带来的心理忧惧。面对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一些官员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利益与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原来在社会中处于优势的人“每况愈下”，而原来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反而高了起来。不少人感觉“举目有风景之异，思之有今昔之叹”。于是，心神不宁、焦躁不安成为一种社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