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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荣捷：《新儒家研究的时代趋势》，见《福建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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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中国哲学初步
中国古代哲学有哪些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贯穿古代社会始终、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 其中，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主要的。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第一，着眼伦理本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 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影响了此后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 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天生五谷以养人”
，还是宋代程朱讲“天命之性”
、“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辩，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 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更是渗透了伦理精神。 以“三纲”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 道家希望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 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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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９
性，慈悲为本，普渡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 法家高唱“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①，被人评为“非道德主义”。而实际上，“醇儒”董仲舒发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却源于大法家韩非。“三纲”与“五常”
（仁、义、礼、智、信）相配，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的核心。可见，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 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交融，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第二，倾心现实政治。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各家各派都“务为治”
②儒家对“克己复礼”的提倡和实践，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 孔子的学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③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④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封建统治“传之罔极”
⑤。 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
，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患民生艰难，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子。 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的特点。 道家的老聃和庄周，向往小国寡民，绝圣弃智，视功名为粪土，希望逍遥
①《韩非子。 六反》② 《史记。 太史公自序》 ④《论语。 卫灵公》③ 《论语。 泰伯》 ⑤《汉书。 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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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中国哲学初步
于“无何有之乡”
，是以消极的形式，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关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 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较量，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宣扬诸如“孝子报恩”之类的思想，为现实政治效力。经过历史的淘洗，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 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但是，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恋，削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往往造成哲学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的婢女的可悲局面。第三，发扬主体意识。 中国哲学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把发挥主体能力，以便与“天”一致，看作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完善。 以人为核心，天地人相参是哲学家一贯的主张和理想。 儒家“三纲八目”的修养论，“正己”就能“正人”
，“成己”就能“成物”的言行，都是事在人为的一种哲学表现。 孔子讲“为仁由己”
，“人能弘道”
，相信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成就仁的品格。 宋儒说，天理人欲此进彼退，革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 如用哲学眼光，从主客体关系来考察，便可见到，对主体意识的弘扬，是其理论的立足点。法家沉醉于杀敌报国，立功受奖，靠个人的努力，争得人生地位，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出对主体能力的确认。墨家认为，人人发扬兼爱之心，实行互利之法，就可走向天下尚同的正途，充分表现了对人的能动性的信赖。道家执著于对道的追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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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１１
神的解脱，以对主体意识的承认为根基。佛教教人六根清静，以无念为宗，一心向佛，如没有对主体能力的信任，是不可能进入涅槃之境的。第四，富于辩证思维。 中国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 儒家讲“生生之谓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变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一阴一阳之谓道”
，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老子》描述了动静、高下、强弱、先后的相联相对，相反相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展序列中，道运行不已，“周行而不殆”。韩非道理相应的规律论，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内在规律。 他既承认“法术之士与当途之人，不相容也”
①，“冰炭不同器而久”
，“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②，又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形名参同，上下和调”
③，可见是既讲对立又讲统一。 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命题，也深蕴对立同一之精义。第五，树立整体观念。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哲学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以便“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
，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 君主执政
①《韩非子。 人主》②《韩菲子。 显学》③《韩非子。 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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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施教，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
，从整体考虑问题，而不执著于一偏。 整体观念实践于政治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诸如此类，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客观上也压抑了个人的发展。 政治领域国家至上的意识，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作为要求劳动人民作出无谓牺牲的口实。整体观念表现于思维方式，导致了认识上的模糊性。第六，偏重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建构体系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事。 传统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途径，是能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去证悟人之善性，在主体的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一的任务。 宋儒对“一旦豁然贯通”的追求和体认，就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维。 从思维类型及方法来看，古代哲学家认识事物、建立体系，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类比和类推。 这些都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认识论范畴推演来实现的。直觉思维的长处，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 缺点是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含糊而不明晰，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第七，流于经学态度。 古代哲学家往往以“代圣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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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３１
言“为标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因循守旧，缺少创新。孔子”述而不作“的实践，就是经学态度的表现。 汉代儒学独尊以后，经学昌盛，儒生们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并非为了新思想、新体系的创立，而是为了注解前人思想。 及至宋明，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尽，后学宜世世守之“。朱熹讲：”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拘执旧义、不思创新的思想趋向。 经学态度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特有的崇拜先王的崇古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当然，在客观上，经学态度使古代文化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更主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依傍前人的思想作风，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第八，重视人际关系。古代哲学家轻视对自然的探求，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 儒家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