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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等范畴，发展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的命题；他以体用、本末、母子等范畴，将本体世界与经验世界作了明确的划分，“无”是体、是本、是母；“有”是用、是末、是子。 从中可以看出王弼在哲学旨趣上与老庄否弃经验世界是一致的。 循此路向，在对待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上，王弼“贵无”论表现出了对现实礼法名教的冷漠与反感：“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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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备载矣。“
①
“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
②
这与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说王弼开启的这种“非名教”
、“任自然”的玄学精神在其哲学里还是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表达的，那么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派则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向了名教，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并在现实生活中“任性自为”
、“非圣无法”
，表现了更多的非理性。 但是竹林派的喝酒任性、服药炼丹乃至放浪形骸的所谓魏晋风度，固然传达了对礼法名教的极大蔑视，但现实的名教混乱，战争给士族知识分子带来的朝不保夕和人生短促的沉重的压抑感却不是靠药酒的麻醉、“奋袂攘臂、怒目切齿”
的愤怒、甚至陶渊明式的逃避所能解决的。于是，更完善、更圆滑的郭象哲学便应运而生了。郭象以其“独化”
说回答了困扰玄学家们的本体论问题。郭象认为，世界万物在本体论意义上既不是王弼所说的从“无”中产生的，也不是裴頠所说的从“有”中产生的。 他认为，如果万物是从“无”中产生的，那么绝对的虚无又是怎样把具体的万物造出来的呢？
如果万物是从“有”中产生的，那么，有限的“有”又如何能产生无限的万物呢？郭象提出
①《老子注。 五章》②《老子注。 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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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贵无论和崇有论的诘难后，接着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既不能生物，物亦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
①
“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为得也。 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②
郭象认为，万物的产生不依赖任何派生者，而是“自生”
、“自得”的。 这种“自生”
、“自得”的特点是，在时间上是突发的，不经过任何过程。 郭象常说的“忽然”
、“块然”
、“掘然”等词即强调这一点；在空间上是各不相关、绝对独立的，这也即是“独化”。
郭象“独化”论在哲学史上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通过强调万物的非派生性，而在本论上否定了神造世界的唯心论，也克服了万物来自某种具体的物质元素（如：气、五行、阴阳等）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郭象确认世界是本来就有的、永恒存在的，世界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这有其可取性。 但是，郭象由于强调个体的绝对独立而抹杀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又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 郭象“独化”论的哲学旨意似乎也不在讨论世界的本原问题。 他的论旨在于通过强调万物的绝对
①《齐物论注》②《大宗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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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自足性，而逻辑地得出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结论，从而赋予个体自我以本体意义，这在客观上必然造成对秦汉以来被不断神化了的名教地位的淡化与贬落。 显然，郭象“独化”论虽然不同意王弼的“无”能生“有”观点，但他与王弼通过强调“无”的绝对性、无条件性，“有”的相对性、有条件性而流露出的对名教的漠视的倾向，是一致的。 郭象“独化”论和王弼“贵无”论反映了魏晋时期因社会动荡、王位僭越、政治倾轧而造成的士族知识分子对纲常名教礼仪规范怀疑与失望的心态。 同时也反映了士族知识分子力图超越现实名教的束缚和规范，而向往和追求个体自我独立无拘的“自然”状态。 可以说，王弼、郭象在理论上尝试了这种内在的追求，而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之士则力图实践这种追求。但是，郭象“独化”说又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如前所述，郭象强调万物的自造、独化、自足其性，承认凡存在的即是本质的，也即是合理的，而名教也是存在的，这实际上就得承认名教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独化”论认为，事物都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的，事物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事物的这种绝对独立性就是事物的“性分”
，任何事物在“性分”上都是自足的，即“性各有极”。因此任何事物都没有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的必要性，同时也无超越自身“性分”的可能性。 因此“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
①如果“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
①② 《齐物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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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臣妾之位，则失矣。“
②
郭象“独化”论一方面强调事物的绝对独立性，力图把个体从社会网络中抽离出来，表达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精神。 另方面又肯定了名教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试图把个体纳于到“性分”之中。 那么如何解决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和接受外在礼法名教的对立，即如何才能解决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呢？郭象提出了他的“游外弘内”说。 这一说法体现了郭象试图解决其哲学内在矛盾的努力。 郭象指出：“夫理有至极，内外相冥。 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 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 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①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②
就是说，从“理”的至极处着眼，内外、上下都是相冥合的，任何外在的追求都是冥合其内在的心性的，同时又是对其内在心性的弘扬。 因此，名教即是自然，庙堂也无异于山林。 王弼的清谈，玄之又玄，无法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嵇康、阮籍及其后学“非圣无法”表现了对名教的蔑视，但沉醉于药、酒、诗、书、画的所谓魏晋风度中，想摆脱名教又谈何容易！至于胡母辅之流，放浪形骸，形同禽兽，谁能仿效？与此相比，郭象的内外相冥、游外弘内则具有更大
①《大宗师注》②《逍遥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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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性和普遍性：为官的，不必因受君臣上下等礼法名教的束缚而试图超越和打碎这种束缚，其实庙堂即是山林，只在一念间，“名教中自有乐地”
，何必一定要越名教而获得自然之性呢？
为民的，只要认识到“物各有性”
“性各有极”的“至理”
，亦可自足一时，那么即身在山林甚至为妾为仆又何异于身居庙堂呢？
因此，人人都无须对现实不满，亦无须出世逃避，更无须因地位卑下而汲汲以求，甚至犯上作乱。虽然，郭象以其理论上的极大普遍性灵活性弥补了魏晋人因心灵的失衡而造成的空虚。 其实，在那人生无常的年代里，除了作心灵的调适外，人还能有别的选择吗？郭象“独化”论可谓将魏晋玄学“越名教任自然”的内在精神追求推向了顶峰。可是，“独化”
论因其理论上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必然走向调合名教与自然的结局，而导致玄学精神的迷失。这意味着，魏晋玄学家所建构的玄学理论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个体摆脱名教规范的人的解放，这也意味着，人们如果想借助玄学的清谈，和对药、酒、诗、书、画的沉湎去暂时麻醉自己，淡忘乱世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那是不够的。要真正遗忘自己，也遗忘世界，必须有药力更大的迷幻剂。于是，自东汉以来一直徜徉于人们心灵之门外的佛教终于登堂入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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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依传说推算，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 乔达摩当与孔子同时且比孔子略早。释迦牟尼是他的尊称。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起初被认作又一种神仙术。两晋以后与亥学结合，东晋名僧惠远（公元３３４—４１６年）
、借肇（公元３８４—４１４年）都既崇尚佛教的般若学又好老庄。南北朝时，佛教著作大量被翻译，佛教的涅谶学也深受僧人青睐。 入隋唐，佛教进一步与中土的文化观念融合。 由法藏（公元６４３—７１２年）得以弘扬的华严宗和由惠能（公元６３８—７１３年）得以弘扬的禅宗顿教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佛教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
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由于古印度社会历史背景与中国并不相同，所以佛教的思想内容和宗教仪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难免有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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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为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 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它后来逐渐适应中国国情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佛教教义与中国国情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