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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瞒着文治去看房子，谁知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
“你先买了再告诉他吧。”良湄说。
两个月后就可以搬过去，我一直盘算着怎样告诉文治。我愈拖延，我愈不知道该怎样说。终于，在我要出发到巴黎开一个小型的个人时装展前夕，我跟他说了。
那天晚上，他特地跟同事调了班陪我在外面吃晚饭。我们去吃印度菜。
女侍应又送来了一盘幸福饼。
我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人能够飞向未来吗？”我问文治。
“只要发明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人类理论上是可以飞向未来的。”
“根本不可能有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
“但是人，一定不能够回到过去，时钟不会倒转来行走，除了你那一个。”他笑说。
“你抽一块嘛。”我说。
他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年少时，满怀梦想与憧憬，为何你忘了？
“这句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也许要将来才知道。”他苦笑。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但你不要生气。”
“什么事？”他笑着问我。
“你要先答应不能生气。”
“好吧。”
“我买了房子。”我战战兢兢地说。
他的脸色立刻沉下来。
“是良湄叫我买的，她买了同一幢大厦另一个单位，房子在湾仔半山，九百多呎，有三个房间，很漂亮。”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一个多月前——”
“你现在才告诉我？”他生气地说。
“你答应不会生气的。”
“你是不是要自己搬出去？”
“当然是和你一起搬——”
“我不会搬过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分你我？”
“我知道你现在赚钱比我多，但我不会花你的钱。”
“你为什么这样固执？”我开始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今天刚从人事部拿了一份职员买房子的低息贷款计划书，看看可不可以向公司借钱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已经自己买了。”
我看着那份文件，心里很内疚。
“你拿了电视台的低息贷款，几年内也不能离职，会给人家看扁你的，你宁愿这样也不肯用我的钱吗？”我企图说服他。
“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了，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他站起来，哀哀地说。
“谁说的？”我哽咽。
“是现实告诉我的。”
他撇下我在餐厅里，我追出去。
“你不守诺言，你答应过不会生气的。”
“我们分手吧。”他冷漠地说。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会有很辉煌的成就，我只会阻碍你发展——”
“不会的。你不是也替我高兴的吗？”
“是的，看到你发展得那么好，我很替你高兴，你是我爱的人，你有成就，我也觉得光荣，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有一点贡献。”
“你是我所有创作的动力，你为什么不了解我？我一直以你为荣。”
“我们再在一起的话，我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我走了，你以后不必理会我的喜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真的这样想吗？”
他凄然点头。
“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谈一谈吗？”
“对不起，我做不到。”
他撇下我在街上。
我一个人回到那无人的房子。
我当天为谁回来？
我为了谁而要成名？
但是我竟然失去了他。
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灿烂，配得起他，我要胜过他以前的女人。他却不能理解我为他所做的。
天亮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下午就要离开，他竟然那么残忍不回来见我。
我拿着行李到机场，希望他在最后一刻跑来，可是，我见不到他。
我从巴黎打电话回来，家里没人接电话。曾经，我不也是一个人在巴黎吗？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惦念着他，他打长途电话来安慰受到挫败的我，温柔的关怀，耳边的叮咛，仍然在心中，那些日子为什么不再回来？
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