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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也就是柳元麟列出算术公式的最后时刻，第一批穿迷彩作战服的突击队如同神兵天降出现在江口山头上，而另一支突击队历尽千辛万苦冲进孟杯机场，那片偌大的空地已经人去场空，只剩下一些空油桶在山风中发出吹口哨一样的尖啸声。
正在猫儿河谷鏖战的国民党主力第三、五军也没有继续夺取消灭缅军的最后胜利，钱运周的情报及时拯救他们，段希文老谋深算地脱离战场，给自己留足撤退时间。由于提前下令引爆，炸药填装量不够，那座天然湖泊只被炸开一条口子，部分湖水冲出来把跑得慢的缅兵席卷而去，猫儿河谷短暂地变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泄洪道。国民党军队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胜利果实，扔下大批缅军在洪水中挣扎，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从泰缅边境绕道进入寮国与总部汇合。因此当对方突击队冲进猫儿河谷，他们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打仗，而是抗洪救灾，向被洪水围困的缅甸友军伸出援助之手。
缅甸司令官惊出一身冷汗来，他相信是菩萨在暗中显了灵，否则再迟一两天，缅甸就将全国下半旗志哀，而他自己和麾下的缅甸官兵就将变成一张长长的烈士名单。后来仰光政府宣布：“湄公河之春”行动胜利结束，战役取得伟大战果。缅军收复失地，捍卫了主权，赶走了侵略者，消除了心腹大患。由于涉及国家机密，公告没有提及别的内容。当然国民党也没有失败，他们险些消灭缅军，同时胜利转移，因此这是一场双赢的战争。惟一输家是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老百姓，猫儿河谷有几座掸族和傈僳山寨，当时均毁于战争和洪水，迄今没有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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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抗议，台湾当局处境尴尬，遂命该部全部撤回台湾。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柳元麟回到台湾，被当作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到处吹捧。蒋氏父子把他当作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的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直到1993年8月还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与他在老挝分道扬镳的段、李、钱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台湾虽然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深感恼怒，但是自家的儿子终归抛撇不下，后经蒋介石秘密下令，又将番号改为“东南亚人民反共游击总部”，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第二十章 罂粟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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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到云南陇川当知青，陇川俗称“外五县”，即怒江以西与缅甸接壤的五个民族自治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尽管已经解放二十多年，废除了土司制度，也修通公路（著名的滇缅公路），但是我们在边疆的亲历亲见还是触目惊心，如同时光倒转，返回原始社会，令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青震惊不已。
有几件事印象深刻。比如烧荒，就是在森林中放火，把森林大片烧毁，这在现在是违法的事情。那是下乡第一年，一天晚上突然起山火，连队紧急集合救火，不料苦战半宵，许多人头发眉毛烧没了，付出惨重的代价，却被告之是寨子里山民烧荒。山民年年都要烧荒，然后在森林灰烬上种苞谷，次年转移再烧。没有森林植被保护的荒山经雨水冲刷，山体滑坡，泥沙俱下。我们看见当地山民种地，他们用刀子在地上刨个坑，扔下种子自生自灭。
山民通常不下山，也不与汉人往来。一次有人报告，说两个人钻进甘蔗林里不知道干什么。连长带人紧急前往查看，结果发现那是一对山民夫妇，女的是个孕妇，正在痛苦呻吟着生孩子。按照常识，产妇必须尽快送医院，但是那位丈夫却拔出亮晃晃的长刀来，不许任何人靠近他妻子。我们想尽办法跟他解释，然而等于白费口舌，就这样相持几小时，终于听见甘蔗林深处传来婴儿啼哭，产妇用牙咬断脐带，夜里这家人悄悄消失不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山里女人从来不进医院，她们把孩子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是祖先遗传给她们的动物本能。
还有巫师、打卦、捉鬼、抽大烟，山民不下山，生病请巫师捉鬼，如果治不好，病人则被视为鬼，逐出寨子或者当众活活烧死。五十年代曾有反映此类题材的电影《摩雅泰》，七十年代边疆常有类似野蛮的悲惨故事发生。即使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边疆落后依旧，山民过着古老而贫困的原始生活，与山下的文明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我重返边疆，才看到这种状态有了很大改观。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解放，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云南边疆那些毗邻金三角的地方会不会变成“金三角”一部分？换个说法，五十年前金三角与云南边疆连为一片，社会形态相同，民族具有血亲关系，金三角变成金三角，国境一侧的云南边疆终于摆脱愚昧和贫困，走上健康人类的共同道路，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道理？对人类禁毒有何启示？我想答案恐怕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早在知青年代，我对毒品就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有天一个缅甸边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的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背篓里，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被塑料纸包裹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恐怕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摆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地凑拢来，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人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抽过的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被送进卫生所救治，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的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边疆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缅甸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就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人群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了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后来当我流浪到缅北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了心头的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在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噩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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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