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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曼谷机场，丰先生果然没有到机场接我，好在我拨通一个帕塔亚电话，却没有人接。我不敢怠慢，立即又拨通另一个曼谷电话，这回对方有人了，丰先生在电话中说：我在曼谷，你到×××地方来。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倒说得轻松，让我差点千辛万苦跑到帕塔亚去了。此后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在曼谷市郊一幢巨大的别墅里找到丰先生。我发现丰先生有个癖好就是喜欢大房子。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指挥手下人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箱子搬上楼去。他是个干练的人，不耐烦回答我罗罗嗦嗦的问题。他说：“你到了金三角去找李国辉的副官，他会对你讲的。”
我连忙追问李国辉的副官在哪里？怎么找？
丰先生更加不耐烦，他提高声音说：“你急什么？……到那边人人都会告诉你！”
丰先生的话给我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金三角的人都是活历史，都能讲出一大堆关于李国辉的精彩故事来。其实后来的事情远非如此，几天之后我与向导兼翻译小米以及司机驱车一千多公里，横穿泰国全境进入金三角山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我很快发现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国辉的副官是谁，住什么地方。
金三角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那里是个小村庄，其实所谓金三角是个地域宽广的概念，它的确切地理分布包括泰、缅、老三国领土组成的一片面积约为台湾七倍的亚热带高原山区，由各国众多民族组成复杂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如同汪洋大海的广阔天地，人们像微不足道的鱼虾，时光转瞬即逝，除了几个称王称霸的大人物留在人们记忆中，谁又会对一个过时的副官、一个小人物的下落知道多少呢？
万事开头难。初进金三角，一切采访工作都是那么仓促而又杂乱无绪，我像个勇敢而莽撞的水手，被迎面打来的海水呛得直翻白眼。我的采访常常浮于表面，好比笨手笨脚的渔夫尽捞起一些浮萍。
寻找李国辉的副官的种种努力好比大海捞针，基本上没有线索。一连许多天，我顽强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同时到处打听李国辉的副官的下落，然而收效甚微。杂乱的历史碎片无法与现实图案拼贴起来，历史暗河错综复杂，常常令我寸步难行。我焦急万分，眼看宝贵时间在我眼前一点点流走。
3
这天我们偶然途经一个地名叫马鹿塘的掸族寨子，停车歇脚吃饭，这个寨子很小，小得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向导小米和司机小董三人。小米小董都是金三角汉人，也是国民党残军后代。我由小米陪同到处走动，拍资料照片，同山民拉闲话，问些看似不经意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发现在金三角的人对于外人的到来总是很戒备，眼睛里露出警觉，好像外人都是奸细。我认为这种对立状态都是因为长期封闭和缺少交流造成的，问题是战争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互相信任的。我的采访显然属于引人注目的那一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不友好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反正这些古怪目光常常令我心跳，如同芒刺在背。这天我从当地人口中偶然得知，寨子里有两个汉人老头，谁也说不清他们有多大年纪，反正已经很老很老，算得上当地的古董。据说他们从前都是“小李将军”的部下。
我不禁大喜过望！
“小李将军”就是李国辉，是金三角人区别于另一位国民党将军李弥的称呼。感谢上帝，工夫果然不负有心人！屈指算来，李国辉时代距今已经半个世纪，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副官如果活着当然应该很老很老。我私下已经确信，我苦苦寻找的李国辉的副官一定就在眼前。
我当即决定改变日程住下来，然后迫不及待登门造访老人。金三角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贸然登门是件不得体的事情。我按照村民的指点，去大路的镇上购买了一些价格不菲的礼品，比如美国奶粉、西洋参、韩国高丽参之类，作为见面礼品。当我拎着这些沉甸甸的礼品，就像拎着自己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忐忑不安地敲开寨头一家铁皮屋门，一股历史的霉灰扑面而来。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老人。
他是个真正的耄耋老者，像个木乃伊，偎在火塘边，佝偻着身体，裹一条当地掸族人的毯子，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一般。我看见火光在他干枯的脸皮上跳跃，投下许多皱褶的阴影，他的脑袋看上去好像落了一头霜，或者因为潮湿的雨季发霉长出白毛来。他听见动静只动了动眼皮又慢吞吞地合上，我觉得他像一只千年老龟，已经从唐朝或者更早的古代活到现在。漫长时光将一个大活人雕刻成这般模样，他简直是块会呼吸的化石。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她是汉族，尽管她的衣饰是掸族，她的身份应该是他的孙媳妇之类，凑在老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化石慢慢睁开眼睛，这次我看清他的目光并不十分浑浊，就是说还没有老到糊涂昏聩丧失记忆的地步，这一发现令我振奋。老人目光并不到处费力寻找，而是准确落在我的脸上，我相信他是凭直觉，或者凭气味嗅出我的陌生气息。火塘的光亮反射在他枯萎的眼窝里，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更像马王堆出土的古尸。我恭恭敬敬献上礼品，中年妇女立刻替老人把礼品收走了，然后对我说：“你跟他说话大声些，他耳朵背，你坐过来挨着他。”
我当然巴不得挨着采访对象，经验告诉我，这样做会缩短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老人像木头雕像一样久久凝望我，我猜想他久居深山，已成洞中之人，不食人间烟火，他大约久未接触像我这样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不速之客吧？当时我身穿一件米色短采访服，右肩挎一架微型摄像机，左边是自动照相机，胸前挂着采访包，兜里暗藏采访录音机。他蠕动着嘴巴说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我以为那是一句缅语或者泰语。我凑近他耳朵大声问：“您说什么？”
他没牙的嘴巴又蠕动起来，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汉语，而且是北方口音！他像一只漏气的风箱，嘶嘶地说：“你从香港……来吗？”
他居然知道香港！我摇摇头，他又嘶嘶地说：“从……台湾来？”
我大声告诉他：“我不是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接着又暗淡下去，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断了电。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肺腔里好像充塞着许多棉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在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得住进医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端了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大约是草药吧，帮助他灌下去，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4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死硬，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无情阻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我该怎么办？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或者向他宣传大好形势，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老人根本不给我机会。老人闭门谢客，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发生一件大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来者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了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情况危急，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惟一的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乡村大车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译），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我的门，对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不肯松手，一直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围了很多村民，我看见那个老人家的中年媳妇也在其中，大家表情沉重，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得出不了声，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