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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反攻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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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
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2
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色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头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尿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肉眼能看见许多铁皮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一升起来，那些房顶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出，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出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口，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干部，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进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皮屋顶，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热带气息的肮脏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骡马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子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管风琴声从教堂的窗口飘出来。
我重重舒一口气，走出历史阴影，走到明亮的阳光下。
3
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热烈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深感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