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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他回答：“我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得了老兄，抓紧做你的事，别给我惹麻烦就是了。”
钱大宇手很硬，很铁，跟机器手差不多，拽得我胳膊好几天都在疼。我越发觉得钱大宇是个怪人，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名堂。他做什么生意，会不会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在金三角，什么可能性都存在，什么人都不能完全相信。这一晚初尝大烟，又受到惊吓刺激，搞得神经很兴奋，脑子里出现许多幻觉，一夜没能睡好。
3
人说金三角遍地是宝，此话果然不假。对我来说，文学意义的宝藏就是人。未经过多少周折，我便打听到孟萨镇外有位武姓老者，居然是李弥的副官长（一说参谋长）！
老人住在山上一座汉人寨里，其实也就是一座难民村，山坡上种着茶叶。他家经济状况看上去不大好，木板房破旧不堪，铁皮瓦锈迹斑斑，屋里到处残留漏雨痕迹，我猜想他没有参与贩毒，否则他的生活不会如此贫困。当然在金三角，许多人生活都跟毒品有关，但是贩毒只是少部分人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贩毒。老人已有八十岁高龄，眼不花耳不聋，他是云南玉溪人，保留着几乎地道的乡音，我们谈话基本上一问一答。我认为老人没有拒绝我的采访是因为他很寂寞，否则我还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来打开他的城门。他说自己并不是什么副官长参谋长，那是外面讹传，他不过是李主席身边一个无足轻重的幕僚。
幕僚！按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顾问，智囊团。也就是说，他可能比一般军官参与更多内幕。我兴奋地说：“李弥接管金三角达两年之久，请问武老，您是不是一直都在为李弥出谋划策？”
老人回答：“李主席幕僚很多，有几十人，说不清他会听谁的主意。”
我问：“您参与策划反攻云南那次行动了吗？”
老人忽然警觉地看我一眼，他慢吞吞地说：“我没有去打共产党，反攻云南是台湾命令，以后我要叶落归根的，你不要断了我的后路。”
我连忙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将您的话见报。我只关心历史真相，与个人责任无关，这一点我向您保证。何况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大陆早已改革开放，我相信不会再有人计较。”
他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我问：“那次反攻云南，李弥为什么屯兵不前？他是因为延误战机才被台湾撤职吗？”
老人摇头说：“过去的事，讲起来就复杂了，不是一时半时说得清的。你问的是官场上的事，不是战场上的事。”
我有些茫然，问：“怎么是官场的事，怎么又是战场的事？”
老人说：“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战场。”
我说：“您的意思是说，李弥被撤职原因不在战场，而在官场？”
他面无表情，仿佛沉入遥远的历史。我换个话题问他：“您老什么时候退出国民党军队的？”
他眨巴眼睛，说：“大约是……民国四十二年（1953）秋天吧。”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台湾呢？”
他变得愤愤然起来，说：“李主席在台湾被软禁，我去那边干什么？”
与武老先生的愤慨相印证的是，一周后我在金三角另一处地名叫做曼塘的难民村有幸采访到另一位历史见证人李崇文将军。李将军为国民党残军元老，名气很大，在金三角几乎无人不知。等我们见面，我才看见他其实是个朴素的老人，布衣布裳，个子不高，满头白发，耳不聋眼不花，腰板依然像军人一样挺直。他家有三间铁皮顶平房，地面略微有些潮湿，陈设简朴，同当地人一样，他的客厅也供奉一尊菩萨像，并且燃着长明灯。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云南人，而且是滇西方向人氏，因为我曾在那一带当过多年知青。果然他介绍自己是云南临沧人，十八岁投笔从戎，黄埔军校五分校十六期步兵科毕业。二十七岁任上校师参谋长，二十九岁兵败广西，混迹难民逃至香港。后遇李弥，被说服去金三角组织队伍反攻大陆。
五十年代初那次著名的反攻云南，李崇文任第十三纵队少将司令，一度踏上他家乡云南临沧的红土地，当然那次返乡之路注定是短暂和失败的。他经历和参与了李弥时代金三角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和战役，直到国民党残军大撤台，李崇文因对台湾内部争斗和前途悲观失望，选择解甲隐居的道路，从此在曼塘这座小山村一住就是将近半个世纪。李将军再次踏上家乡的红土地已经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他以华侨身份回乡祭祖，临沧政府和人民以友好态度欢迎远方游子归来。李将军没有加入外籍，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个中国人。
李将军时年七十九岁，他的几个儿女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定居。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台湾或者美国？他回答人老了，还是山里安静。
我向老人提出一个萦绕心头的疑问：“据说蒋介石怀疑李弥谋反，把他软禁在台湾，李弥真有这个意图吗？”
李将军叹道：“李主席在劫难逃啊。如果他要谋反，依他当时在金三角的声望和实力，台湾是鞭长莫及的。可是即使他有反骨，下面的军官会跟他跑吗？柳元麟、李国辉，还有多数纵队司令，恐怕都不会跟他走。”
我问：“是台湾找的政治借口？”
李将军摇头说：“也不全是吧。多半是美国人在其中捣鬼。你们年轻，不知道美国人干了多少坏事，真是惟恐天下不乱啊。”
我目瞪口呆。在我后来的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美国人的深刻揭露，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发自内心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我这个大陆新生代，我感受到他们内心强烈的民族情绪和自尊。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认识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
李将军是个豁达和开通的老人，见多识广，对于我的提问，他不仅以自身经历和回忆一一作答，还向我展示了一些珍藏的历史照片。我几乎屏住呼吸，因为我看见许多蒙尘的画面复活了，这些活生生的中国军人从硝烟弥漫的历史战场上向我走来，走进五十年后一个大陆作家的书卷里……
4
五十年前，一队化装成马帮的卫兵将李弥悄悄护送到缅甸大其力（孟板），在一家简陋的华侨布店里，他见到等候已久的复兴部队总指挥李国辉、副总指挥谭忠诸人。自从半年前李长官座机在天空同队伍失之交臂，李弥以为自己的军事生涯从此结束，事实上大陆传来的噩耗也没法不令人沮丧：第八兵团全军覆没，陆军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汤尧、军长曹天戈等人均被俘，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李弥座机没有降落，否则十有八九他已经进了共军的战俘营。而今环顾面前一张张黝黑陌生的面孔，物是人非的感慨油然而生。他们中除李国辉外，其余的李弥全不认识，就是对李国辉也知之甚少，李国辉从前充其量是个不起眼的团长，兵团司令怎么可能对这个微不足道的下级留意多少呢？
“啊呀呀！……我的李团长，你们都是我第八军的骄傲啊！”李弥心情复杂地对大家说道。正是这些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下级将老长官从台湾坐冷板凳的尴尬境遇中拯救出来，由于部队失控已久，就像家犬变成野狗，如果李国辉拥兵自立，拒绝交出军权，即使身为老长官也是没有办法的。老长官紧握李国辉的手，眼圈红了，喉咙哽噎。在下级看来，老长官任何一点动情的表示都足以令他们感动得无以复加，他们是中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长官理解他们的甘苦荣辱，一句口头嘉奖就能令他们感恩戴德，死而无憾。雨雪消融，阳光照进心头，孩子找到母亲，流浪者回到家乡，在场人争着与李长官握手，许多人流下辛酸和感激的眼泪。
“……外面到处传说有一支第八军的队伍打败了缅甸政府军，我恨不得马上飞到金三角来指挥你们战斗。在台湾，蒋总统问我，这支部队谁指挥，我试着写下十几个名字，有师长，有军长，但是想不到却是你们这个团……你们都是好军人，没有辜负我的教导，第八军‘精、诚、忠、义’的训导，你们都做到了。”
这里有个不该忽略的细节，李弥大讲第八军如何如何，却只字不提谭忠。请注意，这个细节决非李长官粗心忽略，他是个将军，胸有城府，对说什么话怎样说话心里有数。谭忠以及将近半数官兵都不是第八军而是第二十六军的人，第二十六军的长官不是李弥而是余程万，所以对他们忽略不计有利于今后的权力接管。
据说李弥当场给大家讲个故事，他说在台湾，曾专程到台北仙宫庙焚香祷告，求签一支，祈问第八军前途何在。结果求得一支“上上签”，签语四句云：“头颅盈斗血盈腔，赠与人间识货郎。忠义堂前定八荒，跨鹿插花下洛阳。”
他解释说，识货郎是指自己，忠义堂是会面的地方，下洛阳是反攻大陆，说明自己注定要率领第八军完成复国大业。当时他并不能识破天机，直到后来大总统派他来金三角重建第八兵团，他才明白那是神的暗示，光复大陆的伟业将从金三角始。
听者无意，说者有心，没有人怀疑这个所谓“神的暗示”荒诞不经。部下一脸虔诚，他们对老长官不远千里，亲自从台湾赶来指挥他们充满感激之情。这就是说，“自谋出路”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们有了主心骨，谁会想到“主心骨”心里想的是万一他们不肯交权呢？只有谭忠脸色不大好看，他显得心事重重愁眉苦脸，这说明他已经预感李弥的驾到对他和第二十六军的人决不意味着一件好事。
李弥在大其力住了五天，他分别接见复兴部队连以上军官，同他们亲切谈话，鼓舞士气，当然忘不了亲口送给他们一个个诱人的许诺。这是权力接管过程的一道必要程序，好比电脑程序中的“确认”，当他与部下相互进行了这种上下级确认之后，从此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就再也不会落入别人手中。
第六天李弥离开布匹店返回曼谷，临行赠送李国辉两本书，一本是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