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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出的答案是：
它们都是为理性的人做的。理性时再结实的东西，碰到不理性的动作，都变得脆弱无比。
无伤害的发怒
问题是，人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情绪，有情绪就可能发怒。
去年秋天，我到挪威首都的“维格兰雕刻公园”去。数百尊雄伟壮观的雕塑，仁立在中央走道的两侧。公园的中心点，则是耸入天际的名作——“生命之柱”。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大群旅客，围在一个不过三尺高的小铜像前。
那是一个跺脚捶胸、嚎陶大哭的娃娃，公园里最著名的“怒婴像”。
高举着双手，提起一只脚，仿佛正要狠狠踢下去。虽然只是个铜像，却生动得好象能听到他的声音、感觉他的颤抖。
他是在发怒啊！为什么还这么可爱呢？
大概因为他是个小娃娃吧！被激动了本能；点燃了人类最原始的怒火。
谁能说自己绝不会发怒？只是谁在发怒的时候，能像这个娃娃，既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又不造成伤害？
有原则的发怒
最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两部电影都好极了，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却都是发怒的情节。
在《霸王别姬》里，两个不成名的徒弟去看师父，师父很客气地招呼。但是当二人请师父教诲的时候，那原来笑容满面的老先生，居然立刻发怒，拿出“家法”，好好修理了两个听话的徒弟。
“在《活着》这部电影中，当葛优饰演的败家子，把家产输光，债主找上门，要葛优的老父签字，把房子让出来抵债时。
老先生很冷静地看着借据说“本来嘛！欠债还钱。”然后冷静地签了字，把偌大的产业让给了债主。事情办完，一转身，脸色突然变了，浑身颤抖地：追打自己的不肖子。
两部电影里表现的老人，都发了怒。但都是在该发怒的时候动怒，也没有对外人发怒。那种克制与冷静；让人感觉到“剧力万钧”。
只是，这世上有几人，能把发怒的原则、对象和时间，分得如此清楚呢？
有理性的发怒
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在联合国会议里，苏俄的赫鲁晓夫，会用皮鞋敲桌子。
后来，我跟精干外交的一位朋友谈到。他一笑，说：“有没有脱鞋，我是不知道。只知道作外交虽然可以发怒，但一定是先想好，决定发怒，再发怒。也可以发表愤怒的文告，但是哪一篇文告不是在冷静的情况下写成的呢？所以办外交，正如古人所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有所怒，有所不怒。”
这倒使我想起，一篇有关本世纪最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报道。
托斯卡尼尼脾气非常大，经常为一点点小毛病，而暴跳咆哮，甚至把乐谱丢进垃圾桶。
但是，报道中说，有一次他指挥乐团演奏一位意大利作曲家的新作，乐队表现不好。托斯卡尼尼气得暴跳如雷，脸孔胀成猪肝色，举起乐谱要扔出去。
只是，手举起，又放下了。他知道那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份“总谱”，如果毁损，麻烦就大了。托斯卡尼尼居然把乐谱好好地放回谱架，再继续咆哮。
请问，托斯卡尼尼真在发怒吗？还是以“理性的怒”作了“表示”？
学习发怒与不发怒
想起一位刚自军中退伍的学生，对我说的笑话。
一位团长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营长发脾气；营长回去，又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连长冒火；连长回到连上，再满脸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排长训话……
说到这儿，学生一笑：“我不知道他们的怒火，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也是假的；当怒则怒，当服则服。”我说。
每次想到他说的画面，也让我想起电视上对日本企业的报道：
职员们进入公司之后，不论才气多高，都由基层做起，也先学习服从上面的领导。当公司出了大庇漏，一层层训下来，正像是军中一样。
报导中，也有企业界人士冬天去“打禅七”，和“在街头呼喊”的画面。在冰寒的天气，一群人端正的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狠狠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异的眼光，大声呼喊各种“老师”规定的句子。
他们在学习忍耐，忍耐清苦与干扰，把个性磨平，将脸皮磨厚，然后——
他们在可发怒的时候，以严厉的声音训部属，也以不断鞠躬的方式听训话。怪不得美国人常说：
“在谈判桌上，你无法激怒他们，所以很难占日本人的便宜。”
既会发怒，又难以被激怒。适时发怒，又适可而止。这发怒的学问有多大！最重要的是，在学习用发怒表示立场之前，先应该学会，在人人都认为我们会发怒的时候，能稳住自己，不发怒。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
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康，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挤不进去呢？
你可以……
联考大餐馆
大学联考距离我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当时发生的两件事：
考场上有两名枪手被抓了，一个是某著名大学的学生，另一名早已毕业。他们都有超人的功力，连着几年为别人代考，每次都考取名校。
枪手考大学，外国拿博士
被抓之后，他们的学籍被开除了，曾由他们代考的学生，也失去学籍，问题是，其中有两位不但已经在台湾念完大学，而且出洋留学，在外国拿到了研究所的学位。
看到这个新闻，我想，那请“枪手”代考的人，功课一定不怎么样，既然功课不好，进入名校一定跟不上，就算台湾的名校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出洋也必然要出丑。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但拿到硕士，甚至有的马上可以拿博士了呢？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是进入师大美术系的那天，系主任致欢迎辞时说。
“你们真幸运，今年有近两千人来考，我们只取二十五位，想必你们在进来之前，已经找很好的老师，磨练了许多年，所以，你们已经都很棒了！”
第一堂素描课下来，我环顾同学的作品，果然，大家都画得好极了。诚如素描教授当天的评语——“看得出你们都受过学院派老师的指导。”笑了一下，他歪歪头：“说实在的，没受过学院派的训练，也考不进我们美术系。…
我问了几位同学，也想想自己：
“可不是吗？我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名师！”
只是，从那以后，我常想：“如果一个有才气，也立志做艺术家的人，因为找不到学院派的老师，或请不起名师指导，是不是就永远跟我们美术系绝缘了呢？如果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
哈佛大学：不看过去，看未来！
我总记得，美国的安克志的儿子对我说，他高中的成绩不是多么好，但是哈佛大学在口试之后收了他，原因是：
“哈佛大学不只问你过去学到多少，更重视你的潜力，看你未来能学多少。”
问题是，我们的联考制度，怎么发掘那些有潜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在僵化的考试方法下，会不会有太多张大千、黄君壁和林玉山，在第一关就被打了回票？
只是，想到这儿，我又自问，前面那几位，又有哪个曾是考场的战胜者？靠着一纸金榜而伟大呢？
中国是那么重视科举，由科举出来的人才多得不可胜数，只是，如果我们好好算算，只怕不是科举出身的人，远比前者对中国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早在从事革命之前，就曾经上书李鸿章，还亲自送去天津。幸亏李鸿章没理睬，相反的，如果李重用了孙，只怕孙中山就当不了国父。也只怕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跟英国或日本一样，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室。
也使我想起在师大时，听说系里想聘江兆申先生执教，后来因为江先生学历不合而未达成，使系里同学失望了好一阵子。后来则知道江先生去了文化大学执教，又做到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而今则成为一代宗师。
当年师大僵化的用人方法，不但没伤到江先生丝毫，只怕还促使他更上层楼，更伟大了起来。
一时成败不重要
这又让我想到已故的名音乐家邓昌国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可以试着去角逐几个大奖。得个奖，对你一定有帮助。”隔一阵，看我毫无角逐的意思，他又说：“有些人才，不屑于跟人竞争。只是，不屑于竞争，是好的！不敢去竞争，就糟了！前者自己朝认定的方向，不断努力，总会出头。后者，一逃再逃，虽然有才气，到头来，也要落在人后。”
又隔了两年，再遇到，他拍拍我：
“何必去争那几个大奖呢？去争着做那几个大奖的评审委员吧！”
邓昌国先生逝世好多年了，他的话还如在耳边。我觉得他是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指出一条路，激励我走上去。又找出第二条路，给我再一次的鼓励。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人不论去不去跟人竞争，也不论竞争的一时成败，总要认定自己的方向，默默地奋斗。
非常侥幸，我在联考时过关了。许多当年失败的同学，隔了一年再考，还有服完兵役之后又考上的。那些落榜的，则早早进入了社会。
我开画展时，好几位当年落榜的同学，收藏了我的作品。他们起步早，在社会上也成功得早，好几位成了大老板，下面有一堆博士、硕士为他们工作。
你不可能被考试打败
我发现，自己当年想错了！
一个人不可能被考试打倒，只可能被考试打得自暴自弃，如果他因为没考取，而在未来的人生失败了，绝不是被考试淘汰，而是被他自己“沮丧的心”所淘汰。
我们可以不跟别人争，但不能不跟自己争。只有“超越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地成功。
三十年后，回顾大学联考，我发现一个巧妙的比喻：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康、最好吃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