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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手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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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回来,还没到非回来不可的时候呢。”我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特别高兴。被亲情包围的感觉真的很好。它让人在危难和绝望之中感觉到踏实,感觉到温暖。

北京的早春依然寒冷。哥哥提议陪我到楼下走一走。我知道,他是希望我此时能有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家里气氛过于消沉阴郁,出去透透气也许能够感觉好些。于是我被他搀扶着下了楼。

走出大门,北风迎面扑来,打在脸上有如鞭笞。我哆嗦一下,有点畏缩。

“没事儿的。”他鼓励我继续前行,“让人感冒的不是冷风,是病毒。”

我摇摇晃晃走进寒风里,大口呼吸,吐出的气息变成一团白雾,瞬间被吹散。我能感到一股清新的空气流向全身,脑袋也清醒了一些。哥哥想利用这个机会和我讨论治疗方法,问我需要他做什么。我却急于向他交代后事,语气虽然从容,话题却不轻松。

“我真的觉得死到临头了。”我对他说,“我对家里的一切都不担心。儿子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我操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晓东。”想到这可能就是我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聚,不禁鼻子有点酸。我忍着,尽力用一种平静的语气接着说:“如果我不在了……”

哥哥打断了我的话。他不想让我陷在绝望的情绪中。他告诉我,回国前,他在美国访问了几个身患癌症的人,打听到一些治疗方法。他甚至还和其中一位女性癌症患者有过一次长谈。她在八年前被查出患了癌症,至今仍然快乐地活着。他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到癌症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当然她也经过了一个艰难痛苦的治疗时期,包括手术和化疗。

我呢?我该怎么办?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了?!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为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文¤人··书·¤·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况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当医生们看到的胶片影像和病人叙述不能吻合时,他们宁愿相信机器也不相信人。所以,当疾病猝然而至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迷信医生的滔滔不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地做出决定。

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沙发上。我一直都拥有他们的关爱,但现在,我还特别需要他们的智慧。我知道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能帮我避免错误的选择。

日光从窗户射进来,刺激着我的眼睛,泪水不停地流下来。这是颅内视觉神经受到肿物压迫而出现的典型症状。我不得不拉上窗帘,让室内更暗些,然后又戴了一副墨镜。哥哥和妹妹的到来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不少。晓东也显得平静了一些,开始详细叙述过去两周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有她寻找到的许多病例。接着,我们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要不要立即手术。

这问题让晓东的情绪再次坏到极点,终于抑制不住,当场爆发出一阵痛哭。这些天她白天焦躁不安,晚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刻不停想着的就是这件事。迄今为止她手上的病例都在显示,走上手术、化疗、放疗这条路的大部分病人,在经过短暂的好转之后就会迅速恶化,然后悲惨地死去。这在她的脑子里勾画出一幅幅黑暗的图画,而她不由自主地把它们和自己丈夫的治疗前景联系在一起。有一夜她实在不能排解心中焦虑,拨通了在上海新结识的一位专家的电话,询问我的开颅手术的种种细节。这位专家不久前亲自看过我的胶片和所有检查报告,所以能够相当精确地解释晓东的所有问题。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既温和又有耐心,不料他所描述的手术前景让人更加沮丧。他坦率地说,这个手术即使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术后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些纠缠着病人的症状——眼球震颤、肢体不能协调等,还有可能更严重些。这样看来,我的手术还没开始,就已注定不会成功。或者更准确地说,医生千辛万苦切开我的脑壳,并不准备治愈我的病,只不过是设法延长我的生命。这让晓东重新堕入一片黑暗中。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脑瘤已经造成的神经损伤,是不能修复和逆转的。”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由于头天晚上的电话,情绪又坏到极点,信心一落千丈。想掩饰也掩饰不住。”

现在,坏消息塞满了整个房间。晓东不喜欢“立即手术”的想法,对中医寄托着极大希望。妹妹却怎么也不相信中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讨论似乎无法继续。每个人都对国内的手术治疗前景增加了疑虑,可是谁也找不出理由拒绝手术。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哥哥说,如果一个机器还能运转,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散了呢?他这是在开导我们,不要急于使用破坏性的手段。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决定手术,是不是认真考虑一下到美国去做?”

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禀性之中已经融入很浓的美国色彩,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也从来不说假话——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在疾病这个问题上,他和我们一样,都主张不能对病人有任何隐瞒,而且最终要由病人自己决定应当怎么办。同时,他悄悄地为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回到北京之前,他就在电子邮件中和妹妹详细讨论把我弄到美国去治疗的可能性,还询问在美国做这种手术需要多少钱。在妹妹给了他一个大致的预算之后,他说,他还能付得起。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心血来潮。

然而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恶性脑瘤并且迅速长大,不可能自我修复或者逆转;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变得冷静从容。我们逐渐抓住了问题的焦点:现在不能确定手术是否不可避免,但可以确定手术并非迫在眉睫。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和观察!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出于冷静和理性,而不是讳疾忌医,我同意三周后再做一次检查,以确保对身体变化的最密切的跟踪。晓东本来就对外科手术和化疗抱着敌视情绪,好像允许别人切开丈夫的脑壳就是谋害亲夫,所以她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我们要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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