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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强迫自己看到两个弯曲的、有尖顶的图形，即AB和CD，可是，我们倾向于看到的东西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以是相当惊人的一种力量。考虑一下下面这些例子：
在合并起来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因为这条连续的波纹线控制了整个图形。
求简律（Pragnanz）：
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可是，这个英文词却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看见最简单的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一个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可以解释成一个椭圆和一个被切去了右边的直角图形，在接触一个左边被切除了一个弧形的长方形。可是，这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而已。
闭合律：
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的和重要的例子。我们看一个熟悉或者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有某个部分没有了，我们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好的格式塔来感知它。比如下面：
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注意到，一个待者很容易记住尚没有付款的客户账单的细节，可一旦付过款以后，他马上就忘掉了。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例子。只要交易没有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会引起张力，保持记忆，可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消失了。
卢因的一名学生，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测试了他的推想。她给一些志愿者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让他们完成一些任务可又打断他们完成另外一些任务，其前提是不让他们把任务全部完成。几个小时以后，当她要他们回忆那些任务时，他们记得未完成的任务比记住已完成的任务要清晰一倍，这就确立了卢因的推测。这项研究使她小有名气，到今天为止，写到动机这一问题时，心理学家们一般都会提到“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
当我们注意某物体时，一般不会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而不是脸后面的房间或者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图案上而忽略其它数据的能力。他使用了很多测试图案，其中的一个，即所谓的鲁宾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你看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了。可是，如果你看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另外，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看自己选择的那一种；意愿明显是存在的，不管新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是怎么看的。
尺寸衡定律：
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一个图像，可是，我们感知到的却是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联想主义者会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远处的物体看起来小些，较暗些，我们把这些线索与距离联想起来了。格式塔学者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简单，与新的证据也是相冲突的。对很小的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等这个习惯完全形成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这样，它们就比近处较小颗的饲料看起来小些。可是，小鸡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一个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些的盒子。大些的盒子拿到足够远的地方，使其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只有较小盒子的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觉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是一样大的，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比如与邻近已知的物体对照，或者与可以提供远景的一些特性相比较。图12中的两个图，是从最近的感知力教科书中采摘下来，它们可以说明问题：
在左边的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以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使我们把他看成与近处这个人一样大。可是，在视网膜上，远处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得多，如右图所示。
拿不到的香蕉及其它问题
萨尔顿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早上什么也没吃，已经很饿了。饲养员让它来到一个房间，房顶上挂着一串香蕉，它拿不到。萨尔顿朝香蕉跳了几跳，可始终够不着。接着它就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离香蕉悬挂的地下不远的地方，它发现了一根短棍和一口大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还是太高了。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接着，它突然奔向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一点，这次，香蕉挂得高得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棍子了，可是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些。萨尔顿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认为知道怎么办。它把大些的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好像要跳起来。可是，它看了看上面却没有跳，香蕉还是离它很远。它跳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一边愤怒地吼着，一边踢墙。很明显，它抓住第二只箱子不是想着要去堆在第一口箱子上，而只是拿它来消气。
可是，突然间，它不再乱叫唤了，它把较小的那只箱子拖到另一只箱子边稍为有点吃力地摞起来，然后爬了上去。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沃尔夫甘·克勒一边观察一边记着详细的笔记，他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克勒在1914年至1920年间做了一系列的猩猩智力研究，几乎与巴浦洛夫做的狗实验和沃森与小艾尔伯特的实验一样著名。克勒的实验不仅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很多解决人类问题的类似研究，这些格式塔心理学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
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思维的本质，在过去24个世纪里一直吸引了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可是，在德国，这个课题早已经有些过时了。就跟所有的高级精神过程一样，它处在由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学派所规定的科学心理学的疆界之外。在美国，尽管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已经有过解决问题方面的论述，可是，桑代克用猫进行的谜箱实验却已经引导许多心理学家去认为它是试误法活动的结果，哪怕在人类中亦是如此，而不是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韦特海默在成长阶段曾读过斯宾诺莎的作品，也很佩服他，他的观点却不同：他相信会思想的大脑的力量。他还受到伽利略和其它伟大的发现者们的说法的影响，他说，他们的突破经常是对一个问题的新看法所致，这个新看法就产生了突然的理解力。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感知力如何就能产生一个办法，韦特海默喜欢举一个关于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的例子。这个秩事是说，当高斯6岁时，他的老师问班上的同学说谁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总和。小高斯几秒钟就举了手。“你怎样这么快就算出来的？”老师问。高斯说：“如果我按1加2加3这样算下去会费很多时间，可是，一加10等于11，2加9等于11，3加8等于11，等等——总共有5个11。答案是55。”他看出了一个结构，使他很快得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
韦特海默一生对推理和解决问题有兴趣，晚年还写了一本《生产性思维》（1945年），是站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上看待这个话题的总体讨论。可是，其他的格式塔学者，由克勒领头，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克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了运动错觉实验之后，又在法兰克福呆了3年。然后，26岁那年，他被指命为普鲁士科学院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的站长，特里莱夫是西北非海岸远处的西班牙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克勒1913年整装出海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条件会把他困在岛上达6年之久。
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曾被韦特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后来他回忆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可能会使当时算不得吸引人的心理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变成对人类基本议题最为活泼的研究科目。”他在特里莱夫岛的那些日子，这些思想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灵长类的研究尽管不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但却极有力地证实了格式塔理论，极为适合解决问题的研究。他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变换，旷日持久，一共重复了数年的时间。一些英国情报人员相信，他是德国间谍，因为没有一名科学家会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些猩猩如何拿取不易够着的香蕉。
（龙纳德·雷是阿尔班雷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最近花了近15年的时间想要确证，克勒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他从年迈的特里莱夫岛居民中收集闲言碎语和谣言，可在德国和这个岛上，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此事的铁证。雷认为，克勒极有可能是个间谍，可其它学者却对此心存疑惑。）
克勒设立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让猩猩来解决。最简单的一些问题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一些路径来获取香蕉，这对猩猩不成问题。更复杂一些的问题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以用它打下香蕉来，再如梯子，它们可以将它靠在墙上（它们永远也没能想出怎样把梯子稳固地架好，而总是横着靠在墙边）和箱子上。
有些猩猩需要较长的时间才看出，箱子可以用来取香蕉，而它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使用箱子。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