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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太阳穴上绑着电线坐在视屏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在视屏上闪过。在附近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观察并记录着她在另一个视屏上出现的脑波。他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位妇女的名字闪过，引起波峰尖锐上升一会儿，这表明小小的惊讶。研究者在研究脑波外形和振幅与情绪激励认知的相关关系，这是许多想理解大脑的思维及情绪电化基础的步骤之一。
——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鸭子在池塘里四处游动，两位穿得很暖和的研究者站在30码开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钟往水里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里扔面包屑。这样喂了几天后，每5秒钟扔一次面包屑的那边，鸭子的数量多一倍。可几天以后，研究者们做了一些变更：每10秒钟喂一次的那位研究者扔的面包屑大一倍。一开始，鸭子按老样子往原来的地方跑，有大半的鸭子喜欢扔得更频的那边，可5分种后，它们重新选择了位置，两边的鸭子各占一半。研究者们相信，这是天生的寻食策略中复杂的证据，鸭子不仅考虑扔食物的频率，而注意平均的食物多寡。这项研究增长了人们的知识，知道次数和数量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组研究人员小心地把一些微型麦克风放在一位志愿者的耳道内，让他坐在一个环形结构的中间，在不同的高度上装设6个扬声器。然后，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用扬声器发送白噪音（一种广谱杂音），每收把这个装置旋转15度，直到从约144个位置上发送声音出来。志愿者每次通过角度来指示扬声器的方向和高度。后来，研究者利用麦克风抬音的录音，将声音通过耳机而不是扬声器发送给志愿者。志愿者可以辨认出明显的声源方向，他辨别的准确度与实际播放时几乎一样完美无缺。这项实验也增加了人类的知识，知道思维如何根据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差别来决定一个声源的方向。
——一组研究者通过引发面肌松驰的方法调查了减轻紧张性头疼的生物反馈的用途。他们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得到的生物反馈信号显示他们的面肌什么时候放松，另一组得到假的生物反馈信号，指示他们的面肌是松驰的，而实际上面肌是紧张的。放松面肌应该可以减轻头疼，而面肌紧张却会加重头疼。可是，两个组因为生物反馈而都减轻了头疼。研究者的结论为：生物反馈数据，不管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都能让受试者得到强烈的“功效”或者锻炼控制的能力的感觉。是功效感的增强，而不是肌肉松驰的程度使头疼的次数和强度减少和减轻的。
对这样一些杂乱的场景，我们还可以增加已经看到过的更多的场景——从一位心理治疗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办法引导一位病人重新认识他不现实的理想，到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记录一个婴儿的眼球在观察不断从屏幕上闪过的图片时的运动，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给一只已经学会走出一道迷宫的老鼠注射肾上腺素，以观察这种荷尔蒙如何影响其记忆力，到一位认知科学家努力编写成千上万的计算机程序的步骤，面对数百条句子，这些计算机就会像婴儿那样学习语言。
在这一切之外，还有许多心理学家特别的兴趣和活动是我们尚没有时间进行探索的，其中很多对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有些人在调查爱和交配选择心理学。有一阵子，这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后来，因为太“软”，它被搁置一边了。然而，最近，出现了对爱研究的复苏，这些研究基于对调查数据和采访进行的复杂统计分析。我们刚刚看过一个例子：一项研究将成人风流爱情的风格与儿童－父母依恋关系连系在一起。还有一个例子：如我们所见，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爱上其性格与自己的性格互补的人（“异性相吸”，这是民间的说法。）然而，最近，两位研究者利用极详细的问卷和仔细的分析显示，“高度自控者”（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一些人）倾向于爱上与自己的行为和兴趣一样的人，而“低度自控者”却倾向于凭喜欢不喜欢和双向的教养爱上别人。
——一些研究小组对一些经受反复发作的压抑折磨的人进行长期纵向研究。研究小组跟踪其受试者生活中的事件和变化，把这些跟情绪状态挂起钩来。他们最近的发现增强了有关压抑、特别是童年时代被虐待的影响、家庭冲突、夫妻虐待和其它创伤的“压抑理论”的重要性，还有像养育亲朋好友这样一些补偿性的因素的反向作用。
——智力的本质已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研究，可是，当前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概念：智力既不是总体的知识能力，也不是相关能力的集合，而是一整套不同的过程和策略，它们也许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以不同的水平操作起来。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就说过，每个人都具有七种不同的智力：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空间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耶鲁大学的罗伯特·J·斯顿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智力结构有三层：思维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它对自己积累的经验的利用和它对目前情形的评估。
——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比以前深得多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性偏好的来源。有些人集中在父母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上，还有些人专注于基因异常。更有一些人集中于家庭影响，还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每个组都把它的因素看作是最有影响力的，可是，正在形成的一种观点是，在每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都涉及在内，其程度有所不同。在任何人的历史中，具体的相互影响才是决定结果的东西。
——意识的本质也许是心理学中最为深刻的谜团，可是，它长期以来被搁置一边，要么是因为无法了解，要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近，一些研究者又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一组神经元连续和半振荡的启动会在大脑的许多部分引起神经活动暂时的统一。这种形式的自我缴发本质是意识的基础。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把意识比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即一组引导和控制不管什么程序信息的指令。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相信，低水平的意识来自于大脑主管内部生理驱动力的那个部分与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的一种解释在于，大脑的一个部分是饥饿的，另外一个部分看见食物，而最后“啊哈”的一声惊叹就是意识。）反过来，高水平的意识来自于语言和大脑的概念形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它能够给事物取名，并把它们装配进一些范围之中，使思维不再注意实时的事物，因而生成对它自己的思维的意识。
为心理学家的特别兴趣和活动形成一个典型的形象是如此困难的一项工作。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把典型的心理学家当作一个人来看？不行。心理学家男女都有，身材大小、高矮、色彩、年龄和教育水平及地位各个不同。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家是白人，男性，是一位“医生”，而且，如已经说过的，他一定就具有对人类天性的独特看法，也能治疗不少有精神病的人。众所周知，这最后两种涉及洞察力和治疗的本领，只符合约半数受过高等训练的心理学家。
而第一个形容词，即白人，却很有道理：在所有受到聘用的博士级心理学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黑人，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西班牙人，百分之九多一点的人是亚洲人。
（黑人的情形的确不怎么样。1975年，他们在心理学中得到的博士学位为百分之三点八，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五。很明显，黑人博士级心理学家就业的机会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博士学位的相对增加，其就业位置的分配也没有增加。这个职业中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对此也无能为力。西班牙人和亚洲人的进展却好得多。西班牙人得新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975年的百分之一点二增长到1990年的百分之二点九；亚洲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一增长到二点六。）
第二个形容词，即男性，曾经是正确的，可很早以前就不再如此了。1910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博士级心理学家是妇女，而到193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二。到1990年，已经变成了百分之四十。而且，由于妇女现在拿到五分之三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们很快会成为多数。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临床心理学的增长所致，因为这个职业一直以来就主要对妇女开放。搞学术的心理学家却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男性心理学家一直就没有让女性心理学家进入学术岗位，其理由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们会在几年时间内，或者终身抛弃她们的研究。相应地，男性心理学家写出了更多的研究论文，而且把持着几乎所有的高水平学术和研究位置。只是在相对较近的几年内，妇女的名字才像男性一样出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可是，妇女仍然没有在重要的心理学部门占据重要位置。
“医生”这个称呼也是另一个错误的说法。的确，美国心理学会的10．08万成员中的四分之三会员和美国心理学协会（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个组织）更高比例的人都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少数几种情况下都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或者叫教育学博士。可是，有约15万人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学士学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之外。他们做测试、咨询、心理治疗，并在工厂、幼儿园、学校、诊所政府机构和私人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