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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识之长进》中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一个人还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然后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它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以前通常证明是错误的，可是，这次却不然。在这个世纪内，知识会达到培根也无法想象的高水平，这都是因为正在重塑欧洲社会的一些重要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新智识”。围绕着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而改革已经削弱了以教会为主心的传统主义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因为一种社会渗透作用，天主教内也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和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新的有效方法来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的一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神学研究的吹毛求疵中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更为实在的信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一个适合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就到处受到欢迎。人本主义的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传统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都依照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维夫的观点贬低科学。宗教提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无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残酷地迫害异端，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冒着名声尽失的风险，而且会失去社会地位、财产和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起来。在西欧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一些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有法国的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兹，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一些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命名“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大陆上的“哲学交换”和类似的通信物，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换网络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
尽管心理学从这只哲学——神学之茧中突现出来的时间比各门自然科学要晚得多，可是，这个时代里思想最为细腻的科学家们已经转而注意到这门科学了，并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对由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新的答案了。尽管17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们，甚至包括他们在18世纪早期的一些后继者们，除了沉思默想和回忆之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调查人的思维，可是，他们知道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一些新发现。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了重新探讨，而且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品种。
理性主义者 笛卡儿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热内·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可是，沃森还说：“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经常是他的哲学分支。”可是，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了一门新心理学的人。
笛卡儿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母亲生产时将结核病传给他了。并在几天后因此病去世。他生而残弱，儿童时期病恹恹的，成年后个子很小，而且相当脆弱。他父亲是位很发达的律师，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和哲学。他的教师了解其身体的残弱和异乎寻常的大脑能力，允许他呆在床上长时间读书，因此，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整个早晨沉思默想，成了他终生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长期保存下去。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笛卡儿，他在十八九岁以前曾尝试过巴黎的社会生活和赌场，可觉得甚是无聊，因而转回去从事数学和哲学的寂寞研究。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因为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得出了那么多不同的答案，他感到勇气不足，而且深感压抑，遂决定去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他报名加入了纳索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他是否经历过作战这一点不清楚，可是，他觉得普通人没有学者聪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几年之后，他回到了独自思索的世界。
就在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之前，笛卡儿还有一次值得记念的哲学幻觉经历。23岁那年冬天，他一整个上午把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可能是指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中间出现了好几次幻遇，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不理会“古人”们彼此相左的一些看法，而用数学的严谨推理来到达哲学上的确定结论。这样一来，实验主义哲学就开始了。
从部队复员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以后，笛卡儿花了一些时间四处周游，然后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研究哲学和物理科学。32岁的时候，他搬到信奉新教的荷兰，部分是因为在巴黎，朋友们经常不期而来，干扰他安静的沉思，也因为他害怕对于真理的追求——首先是怀疑一切——会引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他很害怕这个，他希望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在一部著作中中断对灵肉问题的讨论，说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深知自己的卑微之处，因而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把这些意见放在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并交由更贤明的人去裁决。”
他在荷兰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之中度过的，不过，有时候，他也受到新教极端分子们的攻击，说他持有危险的异端思想。为了保留自己安静和隐密的生活，他在20年内搬了24次家。可是，他并非苦行僧或者隐士，他喜欢接待饱学之士们造访，他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早年夭亡），住在环境优雅之处，还有扈从服务。
他最重要的著作《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是在荷兰生活期间写的。他的大部分心理学学说也就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余下的部分可在1633年的《世间》里找到，可这本书是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在他准备将此书交出版人付印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已因为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理论而被裁判所处决，而他自己的著作也是讲这个观点的，因而，他压下了此书。
尽管他在这类事情上小心翼翼，可是，他还是很轻率地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1649年的邀请，去瑞典教她学哲学。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到隆重欢迎，可很失望地发现，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开课。他以前习惯于在床上一直呆到中午才起床的，现在得每周三次天没亮就起床，在冬夜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奔往她的读书室。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发展成肺炎，经过一些临终仪式后死去了，终年54岁。
笛卡儿的哲学虽然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可是，我们得看看它的启始处，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是用他在“火炉”中得出的洞察力来进行他的哲学方法的建立的：
（我在想）应该把所有的观点都当作绝对错误的东西抛弃掉，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因此也就可以确定，在这样做了之后，我的信仰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留下来。
因此，他就怀疑自己的感觉，因为感觉经常出错；怀疑他以前被说服的一切，因为人可能会在哪怕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出现推理谬误。而且，千真万确，他怀疑所有在他醒着的时候进入他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睡着的时候进入的类似的想法，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