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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许多年里，｜Qī｜shu｜ωang｜假目标研究实验一直就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的许多年后，对在人类受试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人体实验的批评与日俱增，而由生物医学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欺骗性实验也受到了严重攻击。米尔格莱姆服从实验受到特别攻击，不仅是因为它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给人们施加痛苦，而且因为它可能会给这些人造成长期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实验揭露了他们自己身上一些可恶的方面。米尔格莱姆对这些批评表示“万分惊讶”，他请以前的一些受试者谈谈他们对这次经历的体会，并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他们很高兴参加过这次实验，百分之十五的人持中立态度，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遗憾自己参加过这样的实验。
可是，在声势不断浩大起来的人权运动时代，从道德上反对这类研究的人获得了胜利。1971年，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采纳了一些规定．对研究批准计划进行资格审查，这极大地束缚住了社会心理学家和生物医学家，使他们不能自由地进行利用不知情者的试验。1974年，这个部门更加收紧了这些规定；人不准在没有自己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做任何事情的权力弄得非常之严，这不仅使米尔格莱姆类型的实验过程无法实现，而且使许多对人体相对无痛苦和非常温和的、依靠隐瞒实情才能进行的实验也无法进行了，因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放弃了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好像再也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
来自科学界的抗议自70年代开始越来越高，到1981年，卫生及人类服务部（前身为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多少放松了一些限制，允许在人类实验中有较少的隐瞒和保留信息措施，但必须是对“受试者造成最小的风险”，除开这些以外，研究“不能实际地进行”，而对人类的益处应该超过对受试者造成的风险。“风险－益处”计算必须在一项研究提案被认为是可以合法进行之前，交由一个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这种计算已经允许进行隐瞒研究——不过，不能进行米尔格莱姆式的实验——一直进行到目前。在所有社会心理学实验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了隐瞒实验的，但都是在相对无害的形式和环境下进行的。
另外，许多道德学家都认为，哪怕是无害的隐瞒，无可辩驳地也是对人权的侵害。他们还说，这种研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研究可以使用非实验的方法，比如问卷、面谈、综合调查、对自然情形的观察等等。可是，虽然这些方法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里都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中，它们不太有用，或者完全无法实施。
一方面，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动的，而在X和Y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意味着它们以某种方式互有关系；它不能证明一个因素就一定是另一个因素的引因。在一些社会心理学现象当中，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现象都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任何一个可能都像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某个效应的原因之一，可也许实际上只是某个别的原因的附带效应。可是，实验方法可以分离一个单独的因素，一个“不依赖的变量”，可以修正它（比如，通过改变在一个紧急情形发生时站在旁边的旁观者的数量）。如果这会产生一个“非独立变量”的变化，即这个处于研究中的行为，则人们就有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果关系。这样的实验方法可以与某些化学实验相比。在化学实验中，一单个催化剂加到某种液里面会产生一种可测量的效果。如阿伦森及两位合著者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所言：“实验可以提供因果关系毫不含糊的证据，允许对一些无关的变量进行控制，也可以对一种复杂现象进行尺度和参数等的分析探索，这些方面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拟的。”
另外一方面，不管实验者如何有力地控制和操纵实验变量，他或者她都不能控制位于人脑内部的多重变量，除非受试者被欺骗了才行。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希望看到他们听到隔壁某人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声音时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一定会作出更加令人赞叹的行动，而不会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的兴趣不在通过惩罚来增强记忆力，而在于到某一点他们才拒绝对另一个人施加痛苦，他们就更有可能更高尚地行动，而不会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行为。因此，对于许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说，隐瞒实验目的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以前常利用这种方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有效的原因，而是因为另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仔细起草的隐瞒实验法是一个挑战；聪明而复杂的脚本受到极大的重视、会造成声望，会引人激动。而隐瞒研究有一部分是一种游戏，一种魔术表演，一种戏剧化的表演；阿伦森曾把实验者感觉到的刺激与一位成功地再现了某种日常生活场景的剧作家的喜悦相比。（阿伦森和一位同事曾设计过一种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被引导着相信，她本人是一个串通人物，正在进行某种实验。事实上，她本人的角色就是实际的需要，而所谓不知情的受试者才是实际的串通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时候，大部分本科生都曾听说过隐瞒实验法，按照上述办法就可以继续误导受试者，然后再询问他们的意见。
可是，在过去的15年里，很有艺术创见、极聪明和大胆的实验风潮已经退下；今天，大部分社会心理学家都更为谨慎，他们比弗斯丁格、金巴多、米尔格莱姆和巴利及拉塔内慎重多了。可是，隐瞒实验法的特别效果对一些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人们遇到或者与这样一种研究人员谈话时，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即他们都是一种极具竞争性，喜欢探根究底，滑稽，大胆，喜欢玩特技和非凡的人物，与像冯特、巴浦洛夫、比奈和皮亚杰这类不苟言笑的人绝然不同。
不断前进中的探索
社会心理学家们在最近几年里一直在积极探索的有些课题，是自从鲁温时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其它一些课题是最近才提出来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但有一个特征是共同的：关联。几乎所有的课题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深刻地潜质，可以改善人类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两个著名的例子。
冲突解决
在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会促进合作而不是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会更有效地工作。过了不久，他们又重新定义这个课题，把它叫做“冲突方案”，把他们关心的问题定义为当人们竞争或者合作时得到的结果，因此可以达到目标。
莫顿·多伊奇（1920－）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研究领域的元老。他怀疑，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许是在儿童时期就埋下了根子的。在一个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中，他是第4个最小的儿子，在家里，他总是失败者，他把这种经历转换成了对社会公平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终生研究。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他还是个中学学生的时候，因为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对他自己体验到的一些情感过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到大学后，他计划要当临床心理学家。可是，30年代的社会激荡和二战的爆发让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战后，他找到了克特·鲁温。鲁温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动的想法，特别是有关社会议题的一些想法使多伊奇相信自己应该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研究了冲突解决法，直到今天还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个课题符合他的性格：跟其它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和蔼可亲，也热爱和平（除开在网球场上，他打网球默不出声，但极具竞争性——至少跟我打球时是这样的，他在球场上给我以痛击的次数可不少——笔者），而作为一名实验者，他主要依靠利用既不涉及隐瞒，也不会对受试者产生不快的游戏法。
他研究领域当中的一个焦点一直就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形”中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者裁军谈判，在这样一些情形中，一方总是寻找办法来从对方的代价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与对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毁灭对方。在50年代，他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了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动手修改“犯人两难”游戏。在多伊奇式的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想法在两种选择中选一个好的答案来增加想象中的总数——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作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选择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时选择A或者B。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作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了A，我们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选了B，我就会输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了Y，而他选了A，我就会赢回10美元，而他也就会输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就都输9美元。”而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就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来的“犯人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当两个玩家都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然后两人都赢9美元。如果随便哪一方不信任对方，或者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对方情况如何，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而对方也会输掉相应数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回相应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