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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我们可以看出，1970年编制的四五计划指标是过高的，不可能得到完成。
1973年修改降低的四五计划指标仍然偏高，虽然基本完成，但并不理想。1975年年度计划拟定的各项指标比较贴近实际可行性，完成较好，但考虑到这个计划批准时距离年底只剩下10个多月时间，这毕竟只是一年的情况，因此只能说明完成了当年计划，而不能说明四五计划的完成。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上章中已经列举：首先，是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的干扰破坏；其次，是以战备为中心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定时期的头脑发热，其中也包含着加快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前三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夺回来的良好愿望。
周恩来在1970年编制四五计划之初，曾经比较乐观。2月20日，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说：今年计划不算高，计划要一盘棋。今年要有所前进。在经济战线、生产技术领域，照旧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规。3月17日他再次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谈到计划指标还说：内部鼓干劲，指标经努力可以实现，对外宣传不要过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高指标可能带来的危险，多次发出警告。6月2日他看到包钢提出今年产量突破一百万吨大芙和武钢四五计划时期产量翻一番的情况，便批注说：在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挖掘潜力的基础上，能增产多少就提多少，一般地不笼统提翻番。这样有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1971年2月15日，周恩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说：大中型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1000项。大跃进时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800多个项目，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1100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所以，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做到可是，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的警告未能产生效用。于是出现了国民经济三个突破的经济危机。经过19721973两年的调整、放慢速度，才使局势得到控制。然而，已经对四五计划的完成造成了严重影响。
以后，周恩来几次把这次三五四五之交经济过热的严重教训与大跃进时期相提并论，称为吃了两次大苦头。1973年5月26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在李先念讲解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插话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时期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1974年3月4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外宾时说：中央管的大中型项目不能搞得太多，如超过一千二至一千八百项，就有三分之一完不成，超过了，又得调整，造成人力、对力、物力很大浪费。他总结大跃进和1970至1971年两次盲目扩大基建规模的教训说：我们已经吃过两次大苦头了，小苦头还不算。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大中型项目要分类排队，即使都是急的，也要分先后，要有个步骤总的来说，这两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
（1）制定计划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调查研究。经过1963两年时间编制的原三五计划，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其指导思想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1964年被匆忙改变，尽管有其国际原因，但随后1965年制定的新计划没有得到充分论证，仍是一个草案，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970年四五计划在编制开始指导思想就因为全国战备高潮，走上了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盲目追求高指标的歧途，再加上与林彪、陈伯达集团斗争的干扰，中央始终没有讨论，是一个E垆三五计划草案更加草率的文本。周恩来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经为中央竟然找不出一点时间来讨论四五计划而十分苦恼，说明了当时计划工作的极不正常。
（2）制定计划必须尽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生产力水平，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出发。两个计划编制中，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用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抓革命白勺热情不但不是促生产的动力，反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
（3）必须留有余地。在计划经济时代，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符合实际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留有余地是使我们掌握主动权的惟一考虑，能够避免规模过大而被迫压缩造成的浪费。
（二）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
首先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
积累和消费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一对矛盾，集中反映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比例关系。在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因为大跃进的教训，已经对积累率过高导致的危害有了初步认识，提出了抓吃穿用的思路。
但是，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认识被扭转到以战备为中心上来，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导致积累率居高不下。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处于建立工业基础阶段，积累率平均为24。2％，比较合适。
大跃进的二五计划时期，积累率上升为30。8％。三年调整时期，大批工业项目下马，积累率下降到年均为22。7％？三五计划时期又上升为年均26。3％。四五计划时期更高达年均33％，其中1971年高达34。1％。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个高积累率的反差作用更大，必然使人民正常生活消费水平得不到提高。
在积累内部，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比例也失调。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开展大规模建设，生产性积累率达到59。8％，大跃进的二五计划时期增长到不正常的871。％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三年经济调整时期下降到65。5％，而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片面理解革命加拼命？先生产后生活，生产积累率又上升到75。4％和77。4％。1976年竟高达这个畸形的比例，使我们的社会功能严重不完整。在建设中，许多厂房、宿舍都采用干打垒的简易土坯房，还有不少企业建在山洞中，阴暗潮湿，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职工健康。学校、医院、商店等匮乏，造成职工生活十分困难，人心不稳定。70年代开始注意解决生活欠账，又被地理环境所迫，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以至在80年代还必须偿还以前留T的大量住房、生活必需品、医疗卫生、教育、商业服务等的欠账。
积累率过高的集中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增加，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可能，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76％，这种比较高的比例在有大量苏联援助的工业奠基时期是合适的。二五计划时期提高到46％导致灾难性后果。接受这个教训，三五计划之初，毛泽东曾经提醒注意不要把摊子铺得过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将1000多亿的投资计划压缩为850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
头三年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许多投资无法安排，也客观上减少了基建投资的需求。从19691970年开始，又出现了大幅度增加基建投资的跃进和三个突破，使整个三五计划基建投资仍然超过了原计划总额，国家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四五计划时期更增长到40。2％的高比例，而这时国家因文化大革命国民收入减少，又片面强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外贸萎缩，缺少外援，援越抗美等对外援助支出却是建国以来最高的。一方面入不敷出，一方面还要增加投资，势必难以为继，影响了国家财政、信贷和外汇收支的平衡，造成国家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
其次是农、轻、重比例失调。
从三五计划编制开始，对是否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认识就存在分歧，最后确定的以战备为中心的方针，实际上使一切让位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严重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即使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时期，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也只占36。1％。而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在基建投资中的比例分别达到51。1％和4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轻工业在基建投资中比例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而农业总产值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总产值由31。4％下降到30。7％。这种后果，一方面使得市场上人民生活用品短缺，另一方面国家依靠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积累资金和出口换汇的能力大大下降。在重工业内部，比例也不平衡，过分强调钢铁和机械制造等加工工业，忽略矿山采掘筹原材料工业。1966年至1976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制造工业的比重由50。5％上升到52。8％，而原材料工业却从38。3％下降到349％。在农业内部，片面强调学大寨不吃返销粮，以粮为纲。在1976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种植业产值占69。3％，林牧副渔业占30。7％，粮食产值占30％，其他经济作物只有30％。经济结构仍然不合理。
第三是地区投资和布局比例失调。
三五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是投资和建设重点，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是必要的。三五计划是三线建设的前一时期，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区。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内地基本建设投资达到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建按资总额的52。7％。四五时期是三线建设的后一时期，其重点增加了三西地区，即豫西、鄂西、湘西。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局势缓和，三线地区投资的相对数额降低了。据统计，这一时期内地建设投资是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3。5％，其中的三线投资为69098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中国东西部地区差异是长久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改变这种状况并非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