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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厂、两个大造机厂和一批配套厂。1969年造船基建项目只有54个，1970年猛增加到109个，1971年又增加到125个。但建成投产的项目很少，1971年计划收尾项目24个，结果足完成了两三个。由于力量分散，六机部1965年开始建设的一套船厂，年年是重点，建设了六、七年，至1972年只完成。
（二）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1969年11月，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主持召开6911会议，不通过国家计委，不找主管部门，擅自决定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向军工生产。他们借口战备，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下令民用企业改产、迁移，甚至拆毁，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损失。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至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说成是当年设计、刍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气愤地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林彪一伙鼓吹要用大计划保小计划，硬压军工任务，强占民用生产能力和材料。
1971年一机部系统就有146个厂承担了战备动员产品总装任务，其中生产矿山、冶金等机械设备的骨干厂就有76个。仅1971年7月一次会议，就压了一机部各种机械产品5528000台（件），要一机部一表态，二认账，三落实，否则不散会。沈阳120多个机械厂中，只有两个没有战备动员任务。天津手表厂承担高炮引信生产任务，结果全年少生产16万只手表，还使精密设备因生产一般产品受到严重磨损。全国2000多个县农机厂也大部分承担了常规武器的战备动员任务。1969年全国军工部门向冶金部要去的钢材，占全国可分配的13％1970年增加到164％1971年又增加到其中，高速工具钢中国年产量1万吨，相当于美国的产量，但中国的高速钢还要进口，原因是机床量只占全国20％的军工企业占用高速钢竟达全国的。
（三）借口战备需要，废除计划管理制度，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靠山、分散、进洞，造成浪费严重
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鞍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林彪更将其改变为靠山、分散、进洞。1969年7月，林彪在三北会议上以战备疏散的理由，不考虑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酒泉、包头的原子能工业要搬迁到内地的山区。二机部为此制定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揭露说：
黄、吴、李、邱在国防建设上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令人难以容忍。在四川江油修建的高空模拟台，主体工程本已定点，并开始施工，拟于1972年建成。
可是，去年7月间吴法宪窜到这里，只听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坐在望江楼上隔江一望，伸手一指，脱口就是一道命令：全部进洞！按照他的指令，要开凿一个长2882米、高21米、宽20米的大山洞，面积21335平方米，需开挖土石方30万立方米，并且限定半年内建成。为了这个洞，工地增加施工人员3800人，施工设备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到今年l1月底，仅挖了17800多土石方，约占总工程量的6％，预计要到年才能建成。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设，片面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分散在两个地区四个县，绵延120公里，仅铁路专用线就要建设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管理混乱，浪费惊人，群众气愤地说：这不是打人民战争，是打人民币战争。江西一个炮弹弹体厂与弹壳厂，本应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两处，相距150公里，建设了4年多，投资超过原计划730万元，职工人数超过原计划的1／31972年生产只达到设计能力的25％，弹体成本超过国家不变价格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是当时的最大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
（1）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
（2）不要设计。他们说：要什么设计？在地上画一画就行了，这才是正规，过去那个做法最不正规。
（3）不要配套。他们说：搞什么配套？你生产越多越好，搞个砖头也好，到时候一拼就是产品，允许不配套生产。就是生产一汽车螺钉、螺母也可以，你生产出来，我照样给钱。
（4）不要检验。化们说：检验这一套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感兴趣。解放军用了就是鉴定。搞那些检验，不是束缚自己。
（5）不要质量。他们说：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有就比没有好。没有皮鞋穿草鞋，总比打赤脚好。就是一堆废铁我也要。
（6）不要生产管理。他们说：你们专搞管卡压，领东西还要料单干什么？生产管理跟不上，干脆交给工人管，准备出点毛病。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对确实需要的进口项目他们却大肆批判为崇洋媚外。某科研单位需要从苏联进口一种设备，报到外贸部，被主管军代表批上打倒苏修褪回。
（四）军费开支大大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出现三个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1972年财政部王丙乾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军费和军事工业建设费用花钱多浪费大。林彪说：打仗就是比例，必须把现有的财政力量，从各方面节约，以便集中到这方面来。近几年来，军费和军工建设费直线上升二五计划期间支出375亿，占国家预算支出l6。5％三五计划期间支出707亿，占国家预算支出28。1％，其中1969年一年就支出158亿，占预算支出30，2％：
1970年继续膨胀，当年计划支出198亿，占预算支出30。6％：1971年计划支出237亿，占预算支出33。6％。此外民用工业部门的基建投资和事业费中，还有一部分是用在军工方面的，未计算在内？三五计划期间支出的300亿基建投资中，为军工服务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把直接和间接的国防、军工费用开支加在一起，军费则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40％左右。与同时期的苏联、美国相比也过高。苏联公布的军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12％左右，实际是30％。美国也大约是25％到26％。他建议会议有关部门力争把军费和军工建设开支，减少一些下来。
三、周恩来主持经济调整工作与降低四五计划高指标
1971年9月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主要是加强统一领导，健全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提出了改变原来以战备为中心战略的要求。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两年调整。
（一）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恢复制定计划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
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清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
在其后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经济会议上，他多次强调，要批判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影响而造成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要求业务干部大胆蛄出来。1972年月，周恩来听到葛洲坝工程中出现严重问题的汇报，痛心疾首地予以严厉批评，当即要求停工整顿，指定有经验的业务干部出任负责人。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作了总结性的重要谈话，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说：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的种种混乱现象：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感慨地说，去年我讲了（三个突破）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提出了会议纪要，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还具体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等7项重要规章制度。纪要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极左思潮：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