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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经济作物根据部分地区反映的情况研究，与已公布的数字也有较大出入，需要与粮食产量一并进行修订。如大豆产量：原公报数为250亿斤，比1957年增长24％。核实后为205亿斤，比公报数减少45亿斤，比1957年的201亿斤增长2％。花生产量：原公报数为8000万担，比1957年增长56％。核实后为6700万担，比公报数减少1300万担，比1957年的5142万担增长30％。甜菜和甘蔗产量：已公布的数字与核实后的数字基本一致。烤烟产量：原公报数为1100万担，比1957年增长15％，核实后减为760万担，比公报减少340万担；比1957年的512万担增长48％。黄麻和洋麻：公报数为650万担，比1957年增长8％。核实后减为520万担，比公报数减少130万担，比1957年的202万担减少。
（5）农业总产值：原公报数为880亿元，比1957年增长64％，根据上述农业产量修订数字重新计算，约为655亿元，比公报数减少225亿元，比1957年的537亿元增长在工业方面：1工业总产值：各省、市、自治区原来上振数的年报数为1350亿元，在发表公报时已经进行了核减，定为1170亿元（即比年报减少了13％），比1957年增长66％，这一数字基本切合实际。2已经公布的工业产品产量数字，基本上是比较确实的，经过检查核实出入很小。如钢产量公报数为1108万吨，并已注明，包括土钢。经过核实上述数字是可靠的，其中洋钢为873万吨。生铁产量公报数为1369万吨，也已注明包括土铁，现经核实洋铁为953万吨。煤炭产量：原公报数为27亿吨，经过核实，扣除一部分灰分过大不应计入产量的低质煤，实际产量约为263亿吨，比公报数减少700万吨，变动很小。机床产量只发表了齿轮转动机床5万台，皮带机床、简易机床等均未发表；棉纱产量在公布时，有计划的少发表了877万件；其他产品产量经过检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已发表的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方面的主要数字，基本上都是可靠的。
此后，国家统计局于1962年对1958年农产品产量再次修订。
表3－7反映，1959年农业部通过核实修订的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公报数字下降25％以上，粮食数字下降了接近半数，造林面积下降了50％以上，其他经济作物和猪的头数分别下降11％－68％下等。这次对1958年农业数字的核实起了很好的降温作用。但是与实际情况相比，粮食、造林面积和猪的存栏头数等仍有很大水分。国家统计局于1962年对1958年的农业数字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其中粮食（包括大豆在内）数字进一步核减20％以上，为原公报数字的53％，比1957年增长8％；造林面积进一步核减50％以上，为原公报数字的22。87％，比1957年增长40％；猪的存栏头数进一步核减15。7％；农业总产值进一步核减近20％，为原公报数字的62。5％，比1957年增长24。2％。数字的核实为计划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冲击造成二度指标数字膨胀
实践表明，实事求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指标的调整是在认识的反复中曲折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会议的原意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就指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应当重视农业，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先安排好市场，后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方面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衣村初级市场。鉴于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他还提出大家要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总结经验，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1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三面红旗，但对前一段问题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也有些人护短，认为虽有缺点，但是不应估计得过于严重，错误已纠正得差不多了，再纠左会使干部和群众泄气。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隼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认为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他断然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这样，会议的主题就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拿到大会上批判。接着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继续批判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是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进行猖狂进攻，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后，在觉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被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严重地扩大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并且引申到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党内不敢讲真话，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的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左的错误更加发展创造了条件。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掀起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新高潮。将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硬说成不是失调了，而是更加协调、更加适应。对损失了几十亿的土法炼钢、炼铁，硬说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重新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本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整意见，决定对同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当年经济计划指标进行大幅度的削减。但是会后不久，为了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这个指标被不断加码，一再上调，并要求尽怏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在9月份确定新上一批基建项目，提出在今后几个月里，要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的项目。这样就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又达到1000项以上，把刚刚确定的缩减项目计划一下子冲销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也相应增加到281亿元，又回到了4月上海会议确定的水平。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年基本建设投资共达3446亿元，大大超出了追加的计划。
在工业交通方面，六、七月份各地曾根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精神，降低了一些偏高的指标。但在10月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上，这一指标合理削减而形成的所谓小小马鞍形，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使人泄气的结果。当时号召第四季度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既要确保今年的继续跃进，又要为明年的开门红和满堂红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既要实现工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又要为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积极生产各种技术装备，实现农业和工业共同跃进在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以比十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荚国等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要求，在第4季度里，要使工业总产值完成亿元，保证全年完成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钢完成47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50万吨；生铁完成73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200万吨；煤炭完成多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1500万吨。结果到年底，钢、煤等主要工业产品指标是勉强完成了，但却是以牺牲其他产品的生产为代价的。
在农业方面，1959年灾情严重，